前几日发布一篇有关清代银两使用和管理的文章，不少读者提出建议，让笔者再讲一讲清代的钱法。其实关于制度化的一些东西是比较生涩的，读来也没有趣味性，但为了将清代的银、钱制度介绍清楚，还是有必要补上钱法这一章节。
一，钱法的管理机构与职掌
银两和制钱是清代最主要的流通货币，所谓的“制钱”指的就是官方以铜铸造的铜钱。钱法，即管理钱的铸造、发行、流通的法则与措施。制钱的单位是“文”，超过一文的不称制钱，而称“大钱”。历代王朝均垄断钱的铸造，严禁私铸。清王朝沿袭传统，把钱的铸造、发行权垄断在官府手中。
清代在户部设有钱法堂，置督理钱法右侍郎，满、汉各一人，可见清政府对铸钱的重视。另外，在中央和各省设铸造局，由朝廷规定钱的铸造样式、质料成分、重量及其在流通中的价值，以统一币制，由官府发行。
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是中央的铸钱局。各省铸钱局或一个，或几个，以“宝”字加省名或铸钱局所在的城市命名，如湖北武昌铸钱局为“宝武”。
按照惯例，新皇帝登基，皆铸新朝钱，称“通宝”。每枚铜钱价值为一文，这种由政府铸造发行，且规定其面值为一文的单一性铜币，便称为“制钱”。制钱每一千枚为一串，也称一贯、一吊。铸钱局中铸钱的数量以“卯”计算，一般以一万二千串为一卯。
清代铸钱的材料主要使用铜和白铅，红铜与白铅的合金为黄铜，其配料比列由政府规定。此外，制钱的重量也很重要，清代制钱的重量范围大致为一钱到一钱四分。另外，朝廷还规定法定的银钱比价，这也是钱法的重要内容。
清代虽然规定货币以银为主、以钱为辅，但在当时的小农经济社会，零星交易所用的钱，是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货币，钱的流通状况对社会经济秩序及百姓生计关系甚大。在货币管理上，清政府对钱的管理也比银要严格得多。
官府对钱的管理，主要是保证银钱比价的稳定、钱量的足用、钱质的标准性及其流通信用。金融学上有个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是指具有实际价值的货币，如金银铜币等，不仅是价值符号，而且作为物的自身也有价值。实际上，价值高的良币，往往会被熔化或收藏，流通量减少，而实际价值低的劣币被伪造而流通，且流量不断增加。
因此，清代官方发行的良币制钱，就有被民间熔化的现象，私铸为劣质小钱。官府为杜绝这种现象，保证制钱流通信誉，稳定银、钱比价，也不断更新钱法，如改变每个钱的重量，调整其含铜量，加大或减少铸钱量等，这些都是钱法的具体措施。
由于铜、银的自身价值，尤其是铜及铜器的市场价格及其变化、存在量是官府无法控制的，再有，法律的实施也不可能根除私毁、私铸现象，因而，清代的钱法一直处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
二，钱法的阶段性变化及官方应变措施
1，清初至乾隆初年
这一时期钱法最为复杂。主要表现为：官府不断变更钱的重量、质料成分，以维持钱价稳定，防止私铸，保证官铸制钱的正常流通。其中，制定并调整含铜量便成为最重要的手段。
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不久的清政府便设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铸“顺治通宝”钱，并命各省铸钱。顺治初年所定的钱质成分比列为红铜七成、白铅（锌）三成，俗称铜七铅三。次年，规定每枚制钱重一钱二分，几年后又增为一钱二分五厘。
顺治四年，定制钱与银的比价为一两比一千文，此后清政府便以这一固定比值衡量钱价的贵贱，若市场流通时制钱低于一千文兑银一两，便称为钱贵，超过一千文，则属于钱贱。
顺治十四年，鉴于私铸现象严重，朝廷决定更定钱重，每文钱重一钱四分，而且要求京局精工制作，力图使私铸无利，难以作伪。同时制定严厉的刑法，加重对私铸者的惩处。
改铸一钱四分重的重钱后，私铸现象减少，但因钱重，毁重钱而造铜器在当时可以获利，这又导致另一现象即私毁制钱的大量出现，以致“制钱日少，价格腾贵”。康熙二十年左右，银一两仅换制钱八九百文。
针对这种情况，朝廷采取了将钱的重量改轻，铸造每文一钱的轻钱；禁限铜器的铸造，犯者治罪；改定钱质的搭配比列，减少含铜量，由原来的铜七铅三，改为铜六铅四等措施。
新的办法实施后，私毁现象显著减少。但由于钱轻，以铜铸钱有利可图，私铸现象又开始泛滥。康熙四十一年，为遏制私铸行为，清廷又恢复每枚一钱四分的重钱制。其实加大钱的重量，并不能制止私铸，因而毁官钱成为康熙末期至雍正初期钱法败坏的主要表现。
雍正即位后，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在雍正五年时再次减少铸钱含铜量，以铜、铅各半之制；二是减轻钱重。雍正十二年，以一钱四分之钱改为一钱二分之钱。此后，一钱二分重的钱制，沿用了一百二十年左右，直至咸丰初年。
乾隆五年，对铸钱质料又进行了一次重要改革，即在钱中加锡，铸青钱。以前所铸之钱，为红铜、白铅合金，呈金黄色，称黄铜钱。此后加入少量黑铅与锡，所铸之钱呈青色，故称青钱。这种青钱质脆，毁熔后无法打造铜器。因而改铸青钱后，对遏制私毁制钱打造铜器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清初至乾隆初年这一阶段，钱的重量、成分比例屡次更改，经过多次的变更，清廷终于摸索出大致接近客观规律的定制。至此，以调整钱重、钱质为主要手段的钱法暂时告一段落。
2，乾隆初年至咸丰初年
这一阶段是清代钱法变动较小的时期。清政府对于制钱的管理主要是以调节铸钱量来维持官方固定的1：1000的银钱比价。
清初时，银钱比价始终是银贱钱贵。乾隆即位后，主要采取大量鼓铸，防止钱贵现象的出现。为了扩大铜源，乾隆帝令“商民自行出洋采铜”。出洋采铜，主要是指东渡日本采购洋铜，在此以前，先是由内务府商人承办，后来又改交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等八省督抚委员办理。
与此同时，朝廷又放松矿禁，扩大铜矿的开采。乾隆三年上谕：“凡系产铜山矿，令地方官辨明砂色，实有裨于鼓铸，始准结报开采”。当时，云南产铜正旺，乾隆谕令以前由各省商办解京之铜，全部由云南供给。乾隆前期，由云南解往京师铸钱之铜，每年达633万斤，宝源、宝泉二局的铸钱量显著增加。
乾隆时期，由于商品经济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也造成了银价相对趋贱。为避免银贱钱贵，官府制钱量也随之增加，因此白银与铸钱的流通量在社会上同步增长，造成了轻度的通货膨胀。到了乾隆三十五年时，已经出现了钱贱银贵的现象，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二百文。此后，便陆续减、停各省鼓铸，以便调剂。
至乾隆五十九年，各省钱局全部停铸。嘉庆元年，因铸“嘉庆通宝”钱，各省复开炉鼓铸。因此，嘉庆初，又一度出现了钱价上涨的现象。嘉庆九年，户部反映“京城钱价过昂”，这一时期钱贵。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用去巨额军费，官府所藏的二亿多两白银进入流通市场，造成钱贵。
不过，这是短暂的现象，当时由于鸦片贸易的日益猖獗，外国商人还以洋元套购中国的纹银，致使白银外流。所以嘉庆中期以后，尽管鼓铸量较以往减少，但钱价却逐渐跌落。嘉庆后期，钱价趋平，至道光初年，便已转为银贵钱贱了。
道光继位后，各地钱贱的消息接连报来，至道光十八年，银一两可换制钱一千六百多文。银贵钱贱最大的受害者便是基层百姓，他们手中的货币主要是制钱，钱的贬值，无疑使他们在经济上遭受损失，严重影响了当时的经济秩序，引起了统治阶层的恐慌。
但清政府始终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应对，无法解决白银外流、银少而钱贱的问题。此后数年，银钱比价有增无减，至道光二十八年时，京城银一两可换二千文。
3，咸丰初年至清末
咸丰时期钱法败坏，币制混乱，慢慢走向了向新的钱币——铜元过渡的时期。咸丰初年，银贵钱贱现象相当严重，而太平天国势力已经发展至沿长江省份，清政府用于铸钱的云南铜已经很难运至京城。
此外，由于清廷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为筹措军费，除了发行官票以外，还铸造面额远高于实际价值的大钱，从而造成钱法大坏，币制混乱。从咸丰三年以后，所铸造的大钱有“当十”、“当五十”、“当五百”、“当千”等多种。大钱刚一发行，就引起了物价上涨，人们怀疑它的信用，拒绝收用，以致于大钱很快宣布停铸。
同治朝所铸制钱有两种，一种是重一钱二分的同治通宝，一种是重三钱二分的同治重宝。至光绪十二年，朝廷宣布停止铸大钱，次年所铸“光绪通宝”制钱，成分为铜六铅四，而钱重减轻，开始为一钱，后来减至八分，地方铸局还有六分一枚的。
钱轻，容易出现私铸，为抵制私铸，清廷于光绪十五年命广东等省钱局用机器铸造制钱，机制制钱制造精美，很受社会欢迎，对防止私铸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当时铜价昂贵，银价下跌，铸钱亏损，到光绪二十年后便宣布停铸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的币制——机制铜元在客观需要下应运而生了。
光绪二十六年，首先在广东铸造机制铜元。铜元为中间无孔的铜币，广东最初铸造的铜元每枚重二钱，铜占百分之九十五，白铅占百分之四，锡占百分之一，每枚当制钱十文。
铜元式样新颖，造工精细，发行以后很受社会欢迎。由于制造铜元钱局获利丰厚，各省钱局竞相铸造，以致机制铜元成为当时官府的一项重要生财之道。至光绪三十一年，已有十个省共二十多个钱局铸造。
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在天津的户部造币总厂也开始铸铜元，名为“大清铜币”，分为四种，大者重四钱，当制钱二十文；次者重二钱，当制钱十分；又次者重一钱，当制钱五文；最小者重四分，值制钱二文。此后，各省铸局纷纷仿铸。
大量铸造，成色不一，导致了铜元迅速贬值。宣统二年，清廷又颁布了“币制则例”，新制的铜元又分为二分、一分、五厘几种，致使币制更加紊乱，不过这个时候离大清灭亡也就一年多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