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江华

距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已过去4天，这是1912年2月16日。在位于北京石大人胡同（今东城区外交部街）迎宾馆，当着秘书和长子袁克定的面，袁世凯剪掉了留了几十年的发辫。而负责给他剪辫子的，就是时为海军正参领（武职三品）的蔡廷干。

蔡廷干（1861-1935），广东中山县人。民国肇建后，他曾长期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翻译、秘书。1926年6月杜锡珪出任国务总理，蔡廷干为外交总长，并曾短暂代理国务总理，完成了由甲午战俘到袁氏心腹，再到民国总理的华丽转身。

1873年，蔡廷干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之一，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康纳狄格州哈特福德语文学校学习，不久进入新不列颠中学。其中学老师诺斯罗普博士说：“蔡在美国学校中，学习成绩是最好的。在新不列颠高中，曾多次受到嘉奖。”多年后，蔡廷干落难日本，出面营救他的正是这位当年很欣赏他的诺斯罗普。

留美期间，蔡廷干曾在麻省罗沃尔机械厂学习机械操作，出于安全考虑，特准剪掉辫子。由于担心幼童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后不好管束，清廷1881年下令全部将他们撤回。蔡廷干因此结束在美的9年学习，返回祖国。

这些留美幼童回国后，被视为“无益于国家的人”，不仅没有受到政府的欢迎与重视，甚至被官方视同罪犯，押送到一个荒废了10年的“书院”里，坐卧无席，衣食无着。后经李鸿章奏请，94名返国幼童中，有的被派到天津电报局学传电报，有的被福州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蔡廷干则到大沽研究军事，学习测量、鱼雷战术、国际法和数学。1883年，意识到鱼雷对中国海军重要性的他，来到北洋水师总部威海卫，跟随德国海军上校黑森克雷韦尔研究鱼雷战术。1892年，经李鸿章荐举，蔡廷干升任北洋海军鱼雷左一营都司（武职四品）、委带左队一号鱼雷艇。

甲午战败时指挥鱼雷艇逃跑被俘

1894年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中日两国军队在海陆同时开战。海战方面，大约分为7月25日的丰岛海战、9月17日的黄海大战和1895年2月3日的威海卫战役三个阶段。

蔡廷干

蔡廷干所指挥的福龙号鱼雷艇，是北洋舰队中较为大型的鱼雷艇。蔡被美国海军少校马吉芬赞为“早期就学美国，是一名刚毅勇敢的军官”。在9月17日下午的黄海大战中，他指挥鱼雷艇向日舰 “西京丸”发射2枚鱼雷，均未击中。

日方“西京丸”的相关战斗报告写道：“九月十七日二时五十五分，又于我舰首发现鱼雷艇一艘，随本舰而前进，该艇又一直向我舰首开来。三时五分由该艇艇首发射管发出鱼雷，但从我左舷穿过。三时六分，该艇于我左舷舰首大约四十米处转弯，又从发射管发射鱼雷，但从我舰底穿过，又未命中，实在万幸。”

中日黄海大战，历时4小时40分。中方参战军舰10艘，总吨位为31366吨，总兵力2000余人。日本参战的军舰12艘，总吨位40849吨，总兵力3500人。中国军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5.5海里；日本军舰平均航速为每小时16.4海里，最快的吉野舰竟达23海里。日本舰队拥有各种火炮268门，其中速射炮97门；北洋舰队各种火炮173门，却没有1门速射炮。所以，日本舰队在吨位、兵力、速度、炮火等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最终，北洋舰队损失4艘军舰，牺牲了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两位优秀的海军将领及600多名官兵。日本舰队虽未失一舰，但也受创严重，原定的“聚歼清舰于黄海”的计划并未得逞。

1895年 2月3日起，日本海、陆军夹击北洋水师总部威海卫基地。7日晨，日方总攻开始，北洋水师的来远舰、威远舰被击沉，定远舰、靖远舰等中雷、中炮后被炸沉。关键时刻，北洋舰队的13艘鱼雷艇及2艘差船竟然在管带王平策划下擅自驶逃，结果在日本舰队的追击下大多触礁或搁浅，被日舰击毁或俘获。

对于蔡廷干等被俘过程，日军联合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佑亨后来在一次演讲中说，1895年2月7日黎明，日本海军开始向威海卫基地炮台发起总攻，“在发现中国鱼雷艇向淄博方向开去后，日方吉野舰以每小时二十三海里的速度追赶，由于很快即将追上，所以十一只鱼雷艇全部开上了浅滩，被日军全部抓获”。这其中，就包括蔡廷干的福龙号。

日方俘获蔡廷干后，很快对其进行审讯。国内各种文献均责备蔡廷干临阵率艇脱逃和被俘后潜逃。而据日军对其审讯记录，蔡在审讯中两度表示不会投降，“我怎能投降呢？过去陆军每每战败，原因在于互无救援之心。在我舰队，决无这样的情形”。在被问及“如果我们现在释放你，你还打算再上鱼雷艇抵抗我舰队吗”时，蔡廷干很干脆地回答说，“有这种打算”。

在日本当战俘受优待并遇到美国恩师

7日一战后，北洋水师陷入绝境。8日深夜，戴乐尔等洋员与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等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投降，被丁严辞拒绝。11日夜，丁汝昌在绝望中吞下鸦片，延至12日晨7时而死，海军右翼总兵刘步蟾、记名总兵张文宣、护理海军左翼总兵杨用霖等相继自杀。牛昶昞与日方司令官伊东佑亨签订了《威海降约》11款。

17日上午8时，日本联合舰队驶进威海港内，北洋舰队的镇远、济远、平远、广丙4艘战舰和6艘炮舰降下中国旗，易以日本旗，被编入日本舰队。经伊东佑亨特许，康济舰舰尾悬大清黄龙旗护送丁汝昌、刘步蟾等人遗体，载着陆海将弁和洋员，在凄雨悲风中离开威海卫。至此，北洋水师全军覆灭。

蔡廷干被关押在日本大阪的寺院中。1895年6月，蔡廷干留美期间的老师诺斯罗普来到日本，恰巧时任陆军大臣大山岩的夫人也是诺斯罗普的学生。在她的帮助下，诺斯罗普见到了蔡廷干。

据诺斯罗普所言：“蔡舒适地寄宿于古刹中，看来身体健康。后来我在京都也访问了清国俘虏，他们也同样住在宽敞的建筑物里。在我访问时，可以说蔡与其他俘虏都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我还看到在广岛的俘虏（特别是负伤的中国人）受到了亲切的对待。在广岛医院里不仅有有经验的护士和医生，而且药品、器材也很完备。”在6月7日致诺斯罗普的信中，蔡廷干也承认：“我成为俘虏以后，受到日本人的优厚的待遇。其他俘虏也和我一样受到了优厚的待遇”。

两人见面后，蔡廷干请诺斯罗普写信向自己的家人报平安。自2月至今，在上海的妻子等亲友都以为蔡廷干已经战死。至于蔡廷干本人，“正以喜悦的心情期待着早日交换俘虏，以便回国”。

《马关条约》签订之后，1895年八九月间，日方归还了被俘的清军官兵等。仅据盛宣怀档案资料所记，就有974人。此外，还有军官22人，但其中并无蔡廷干的名字。

原来，蔡廷干等自行突围时，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尚未殉国，各鱼雷艇属均有不听号令的临阵脱逃行为。为此，丁汝昌曾上折奏明严办。1895年2月12日，清廷下旨让地方官通缉捉拿、就地正法，“雷艇管驾临敌辄逃，有由浅沙登岸者，着饬令该地方官拿获，即行正法”。

诺斯罗普旅日期间，蔡廷干获悉国内对其逮问、就地正法的谕旨，便向前者求援，表示“志愿归化日本”。他在求援信中告诉诺斯罗普，被俘是因为鱼雷艇遭炮击，而其他各艇将其抛弃不顾，后来，“他们估计我已经战死，狡猾地以为死人不会说话”，便将所有的罪行都推给他，以致清廷对其科以重罪。在信的最后，蔡廷干说：“正当先生对旧门生热情关怀之时，我恳切地希望先生尽最大的努力，使我得以暂住日本。”

经诺斯罗普与日本陆军大臣疏通，日方同意蔡廷干暂留日本，使其得以规避回国待罪。之后，蔡廷干离开日本，再赴美国，后来又从美国辗转到香港。

投靠袁氏，走上最光亮的一段仕途

1905年，距甲午海战已过去十年，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正提倡近代化事业，急需人才。经早蔡廷干一期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推荐，蔡廷干得以投到袁氏门下。由于蔡廷干属戴罪之身，当年7月20日，袁世凯先上折请求撤销蔡廷干的罪名。

在奏折中，袁氏对蔡廷干滞留不归等行为进行了美化：“在威海力战，左腿中子弹投水被掳，不肯发誓，经日官将该革员解禁大阪监狱……当时实系被掳，并非潜逃。”同时，袁世凯极力强调蔡曾经留学美国，精通工程图算；回国后入海军学堂，学习驾驶和鱼雷技术；被俘释放后，又重赴美国考查，对西方各国的政治、法律和艺术都颇有心得，且“才识亦优，实为不可多得之才”。袁氏奏折上递后，清廷销去蔡廷干严拿正法罪名，令其留于北洋差遣委用。

自此，蔡廷干进入袁世凯幕府，开始其仕途中最光亮的一段。

1907年8月，因在“日俄止战、筹办中立”中表现突出，清廷下旨将蔡廷干“开复原官”。照例，已革人员要官复原职，需补交捐复银两。同样是因袁世凯的奏请，蔡得以免缴捐复银两。

这年5月，受袁世凯委派，蔡廷干统率海容号、海筹号巡洋舰巡历南洋，安抚华侨。在越南，他向华商华侨“迭次演说，宣布朝廷德意”。

之后的1907年10月至1908年，他又乘海容、海圻号，随同农工商部副大臣杨士琦访问泰国、爪哇等东南亚国家。此番出访，是“中国首次将龙旗展示在她海外臣民眼前”，也是官方第一次对海外华人的存在及其重要性作出承认。此前，清廷一直将海外的中国人视为被遗弃的人。

多年以后，1905年，昔日的留美幼童们合影，分三排，前排6人，中间排3人，后排5人。蔡廷干是第二排最右边的人，也是整张照片里最右边那位。

1909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解职。同属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唐绍仪、严修、梁士诒等，或被解职或被迫乞休。而时为中下级官员的蔡廷干未受到牵连。1911年4月12日，他还同程璧光、严复等一道升职，由海军部军制司司长升为海军正参领。

武昌首义后替袁世凯奔走议和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北军政府随之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四天后，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赋闲三年的袁氏东山再起，蔡廷干也荣膺重寄，时来运转。

蔡廷干受重用，首先缘于其良好的英文水平。《泰晤士报》驻京特派记者莫理循如此评价蔡廷干：“在我知道的中国人中，他英语讲得最好。他有文学天赋，会写英文诗。”10月22日，袁世凯以汉口为租界所在地，洋人聚集，需英文好的官员与其打交道为由，上折奏调蔡廷干、黄开文、刘承恩随营差遣。此外，蔡廷干任福龙号鱼雷艇管带时，小其3岁的黎元洪为北洋水师的二管轮（武职五品），二人可谓同僚。显然，袁世凯调其前来，有着准备与黎元洪接触之目的。

11月10日，已被推举为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让冯国璋暂缓攻击汉口的同时，派蔡廷干和刘承恩渡长江面见黎元洪。第二天下午4点，蔡、刘过江后由汉阳门入武昌城。黎元洪事先派两人在江边等候，并派卫兵12人护送他们至湖北咨议局，与自己及湖北军政府各部部长等见面。

蔡、刘二人介绍了清廷罪己诏、实行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组建责任内阁、赦免革命党人等措施，劝黎元洪等放弃革命、公举代表入京，参加袁世凯新内阁。黎元洪并未采纳，反劝袁世凯率兵调头，返旆北征，推翻清朝，出任民国总统。

11月13日，蔡廷干携黎元洪复信进京面见袁世凯。黎元洪在复信中，再度劝袁世凯挥戈反向、推翻清廷。可以说，南北双方的试探性接触从未有实质性成就。11月20日，袁世凯派蔡廷干、刘承恩再次前往汉口，与黎元洪代表孙发绪、曾广为谈判。此番谈判，地点在俄国领事馆，俄国驻汉口总领事敖康夫充当谈判的“中间人”。由于双方目标差距过大，因此从下午6点辩论到晚上11点，毫无结果，会谈只好暂告结束。

尽管两次与革命军方面的会谈均无功而返，但并未影响袁世凯对蔡廷干的信任。1912年1月，袁氏上折为蔡廷干请功，“（蔡廷干）娴悉外交，志趣纯正”，在南北议和期间，单船匹马，冒着枪林弹雨，数次往返，前往招抚革命军与黎元洪，“卒能侦悉革党内情，于军事甚有裨益”。

经袁氏奏保，清廷授本为四品的蔡廷干以“三品京堂候补，并赏加二品衔”。

深信君主立宪制度，自然而然助袁称帝

1912年2月12日，清帝颁布退位诏书。得以把持北方政府大权的袁世凯，虽发表声明接受共和政体，但不同意剪辫。经蔡廷干等人做工作，2月16日，由蔡廷干“操刀”，剪去袁世凯之长辫。之所以不叫理发师，是因为袁世凯“感到相当难为情”。这样的细节，也证明了袁世凯与蔡廷干关系之亲密。

清帝逊位后，蔡廷干所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向外界宣传袁世凯的形象。其中的重要渠道，则为通过莫理循及其所供职的《泰晤士报》。

在给朋友的信中，莫理循将蔡廷干描述为“我最熟悉的中国人。多年来我和他的关系极为密切”。莫理循的书信集中，留下了大量有关蔡廷干的记录。1911年12月，袁世凯为自己在戊戌政变中的表现作了一个声明，由莫理循安排刊登在《泰晤士报》上。1912年3月，当孙中山派蔡元培、汪精卫等进京迎袁世凯南下就职时，蔡廷干通过莫里循为定都北京制造舆论，鼓动莫理循向汪精卫指出迁都南京的危险，并希望莫理循游说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等反对迁都。

而蔡廷干的举动也证明莫理循所言不虚。2月16日给袁世凯剪辫后，蔡廷干立即致函将此独家新闻告知莫理循。作为回报，1912年 8月，袁世凯聘请莫理循为“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任期五年，民国政府每年付给 3500英镑薪俸及其他津贴。其聘书协议就是由蔡廷干寄给莫里循的。

对于莫理循来说，此聘书非同寻常，正如蔡廷干在致莫理循的信中所言：“是中国从未向任何外籍人士发出过的最荣誉的聘任书，而且是用了尽可能最恭敬有礼的语言来表达的。”

1912年12月，袁世凯授蔡廷干为海军中将，并任命其为大总统高等参谋。1914年，蔡廷干兼任袁氏英文秘书、大总统副礼官、主管交际事务的武官处处长。他帮助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负责处理外国报界和外国要人致总统的函电，为袁世凯翻译路透社新闻稿等。

就蔡廷干而言，其政治主张本是推行君主立宪。1911年11月，在与黎元洪等见面时，他极力陈说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认为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最稳定的政体，是廉洁政府的最好的例证。为了说服黎元洪等，蔡廷干还以自己留美经历为例，着力描述美国社会蔓延着的极度腐败，并说南美洲建立共和制以来各国屡屡发生自相残杀，每隔两三年就要来一次革命。

1915年下半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活动进入紧锣密鼓的阶段。尽管政见不同，但蔡廷干最初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配合了袁世凯的活动。他还提供经费，委托莫理循雇用一名英国商人到云南刺探护国军将领蔡锷、唐继尧的情报及各地民意。他得到的反馈却是：“假如云南能坚持到袁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那么在他登基的那天，南北各省，就会联合起来脱离北方。”

这样的结果，不啻于一通清醒剂，使蔡廷干得以在袁世凯称帝之事上适时抽身退步。

劝袁交权，始终对袁感念不已

一片反对声中，袁世凯被迫于 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意欲重新团结北洋势力，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袁氏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的北洋旧部纷纷通电宣告独立，袁氏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

6月1日，袁世凯去世前5天，他打电话将蔡廷干叫来并在卧室接见了他。据蔡廷干对莫理循所言，接见中，袁世凯询问蔡“听说所有的公使馆都认为我将会或者定会辞职”。蔡廷干则对袁世凯说：“所有的人都认为您很需要休息，您应该去休息。”尽管是以担心袁世凯健康的口吻，但蔡廷干实际上是在向袁暗示放弃权力。

6月6日，一代枭雄袁世凯病逝。1911年，袁世凯被重新起用后，蔡廷干在《泰晤士报》撰文，向外界介绍袁世凯。当时，他就告诉莫理循，未来准备写一本袁世凯传记。袁世凯逝世后6天，在给莫理循的信中，蔡廷干依然表示准备下决心开始写“袁世凯其人”，并相信这将是一本有趣而又有益的作品。

对中国人民来说，悍然称帝的袁世凯无疑是窃国大盗。对莫理循而言，尽管他反对袁世凯称帝，但在袁去世后，他又时常回忆起袁世凯许多可爱的品质。“他的慷慨、仁慈、对朋友的忠诚、对别人的关怀、那种无与伦比的幽默感，和他在困难下的勇气”。

让莫理循对袁氏有如此好感的重要原因，无疑是袁世凯对其知遇之恩。在这点上，蔡廷干和莫理循可谓感同身受。由一名待罪降俘到总统心腹，蔡廷干无疑也对袁世凯感念不已。

类似的感受，其实并不只出现在莫理循和蔡廷干身上。晚清名士王闿运曾入咸丰朝权臣肃顺幕府约半年。肃顺后为慈禧所诛，即使是在慈禧当政时，王闿运在谈及肃顺故事时也泪流满面地说，“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意思是人人都说肃顺是逆臣，但对我而言，他却是恩主。

综观蔡廷干一生：少年负笈求学受挫、中年甲午海战受辱，可谓不幸；其念兹在兹的袁世凯传记，始终未能完成，可谓憾事；与小其一岁同为赴美幼童的唐绍仪相比，仕途可谓不顺。但从另一方面看，被囚日本时，得老师相助；中年蹭蹬时，获唐绍仪引荐；晚年著述中，有《英语译注老子道德经》《唐诗英译》在美受欢迎。且与唐绍仪死于非命相比，蔡廷干得以善终。生活的扑朔迷离，人生的诡谲多变，实难逆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