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创投观察系列的第138篇
分享人：卫星与网络 李刚、农燕、 刘雨霏（ ID：satnetdy ）
11月11日报道，美国-新西兰初创公司火箭实验室（Rocket Labs）成功发射了“电子”号小型火箭，将首批商业有效载荷——6颗立方星——送入太空。这件事在国外航天专业媒体领域得到了高调宣传，“电子”火箭和火箭实验室公司创始人皮特·贝克占据了Spacenews的新闻头条，应该算是相当高的礼遇了。这也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信号：小型运载火箭的市场是客观存在的。那么，这与中国的商业航天有什么关系呢？
“电子”号是一种起飞重量10.5吨、长17米的小不点火箭。这样小的火箭，市场空间到底有多大？
小型火箭的优势，当然是用来发射小卫星。按照欧洲咨询公司在2017年发布的报告，在2007-2016的十年间，全世界一共发射了890颗质量在500千克以下的小卫星，总入轨质量64吨。而到2026年前，小卫星发射数量会大幅度增长。仅仅考虑Planet公司、数字全球（DigitalGlobe）公司、Spire公司及BlackSky Global公司这几家对地观测星座运营商，就有970颗卫星要发射，加上其他机构，对地观测卫星的发射量可能达到1100颗。通信卫星的发射量更大，到2026年前至少要发射3100颗。再考虑到大量的科学卫星和学生卫星，到2026年全世界可能要发射6200颗小卫星，而发射这些卫星的服务收入将达到145亿美元。
10年、145亿美元，这么大的市场似乎很容易赚钱。然而小卫星的发射服务有着自己的模式。我们已经知道，小卫星的发射有集群发射、搭载发射和专门发射三种。前两种方式所使用的都是大型火箭。猎鹰九号发射铱星就是集群发射。搭载发射的案例更多，印度PLSV火箭在2017年2月一次发射88颗“鸽群”卫星就是例子。专门发射一般就需要使用小型火箭了。
这三种方式从费用和时效性等角度综合考虑，各有利弊。如果仅仅以单位质量入轨费用来衡量，集群发射是最便宜的，尤其是向某一个轨道面 一次性发射大量小卫星的费用最低。搭载发射最贵，往往能达到集群发射的三倍以上，这很大程度上是需要支付小卫星适配器以及相关附加测试试验的费用，有些适配器本身比它所能容纳的卫星还重。例如国外一家立方星适配器企业推出的1U适配器重达1.5千克，所能容纳的立方星质量却只有1~2千克。
用小型火箭专门发射的费用其实并不高，例如长征11号火箭的发射费用只有500万美元，但完全可以把一颗400千克的小型卫星送入700千米高的太阳同步轨道。对于立方星来说，哪怕很小的火箭也能用来实施集群发射。“电子”火箭这次的发射就是一个例子。
除了星座部署期间的发射，我们还要考虑两类需求。一类是单星发射，科研机构和教育机构往往会有这样的需求。另一类是补网发射，当已经部署的星座中有个别卫星失效，就需要少量补充。例如在第一代铱星所发射的95颗卫星当中，有7次、14颗是用比较小型的火箭发射的，每次2颗。其中长征2C火箭承担了6次，俄罗斯的罗克特火箭承担了1次。这两类发射对时效性的要求比较高，最能够体现小型火箭的优越性。
总体来说，小型火箭的发射服务市场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小型火箭很难成为小卫星的主要发射手段，但是在少量卫星快速发射这个细分市场上，小型火箭却可以把大型火箭排除在外。
因为对于卫星客户来说，火箭值钱，时间更值钱。特别是一些执行短期任务的小卫星，在轨寿命可能还不到一年，甚至只有几个月。如果需要等上几个月再发射，就要全面整修，更换掉其中的过期部件，这甚至可能导致整个项目失败。如果是军方需求，能不能及时发射完全可能影响战争胜负。与其如此，还不如多花点钱，购买立刻就能起飞的快速发射服务。
有相当多创业者看准了这个机会，按照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专家卡洛斯·尼德斯特拉瑟（Carlos Niederstrasser）的说法，过去4年内出现的小型火箭研发计划有101项，其中有34项计划投入了实质性研发，其中20个在美国，6个在中国，英国和西班牙各有3个。
但这么多火箭，能在市场上站稳脚跟的并不多。按照尼德斯特拉瑟的说法，目前全世界已经投入运营的小型火箭只有6种：诺格自己的“飞马座”和“金牛座”，中国的长征11、快舟1和快舟2，以及“电子”。
他没有提及另外三种已经投入使用的小型火箭：“织女星”、长征6和“埃普西隆”。这或许是因为这三种火箭不够小。欧洲的“织女星”火箭起飞质量高达137吨，长征6和日本“埃普西隆”的起飞质量接近百吨，与发射质量仅有10.5吨的“电子”并不在一个量级上。实际上，“金牛座”的发射质量也达到86吨之多，长征11发射质量大约58吨，快舟1号甲火箭起飞质量大约30吨（快舟二号火箭的起飞质量未公布）。“飞马座”的发射质量只有18.5吨，但它是一种空射火箭。因此，尼德斯特拉瑟把这些型号和“电子”火箭相提并论并不恰当，是为了把诺格硬塞进少量具备卫星快速发射能力的企业行列。
然而在实际上，“飞马座”和“金牛座”因为设计和工艺比较传统，加上市场定位的问题，在过去5年只发射了两次，“金牛座”只有四次。而且这两种火箭采用传统的固体推进剂，一定程度上是有毒有害的。“电子”火箭的液氧煤油推进剂却完全无毒。
尼德斯特拉瑟的言辞，充分体现了“电子”火箭在细分市场上的独特性——在美国用户现在就能使用的、从地面起飞的火箭中，“电子”不但是最小的一种，还是反应最快的一种。皮特·贝克本人也强调，“电子”火箭在单位质量入轨价格上没有优势，它只不过能把150千克的载荷送入500千米高的太阳同步轨道，收费490万美元，每千克费用达到3万多美元，远远超过1千克1万美元的国际发射服务平均水平。他的取胜之道在于一个“快”字。
“电子”火箭通过碳纤维壳体、3D打印发动机、锂电池+电动机燃料泵等新技术的采用，迅速提高发射频率。要在2018年内达到每月发射一次的能力，2019年提高到每月两次，最终提高到每72小时发射一次。即使按照每次发射3颗卫星计算，一年可以发射300多颗卫星。目前，“电子”火箭今后两年的发射已经排满，有9个客户正在等待发射，其中包括了NASA和美国国防部的立方星。尤其是火箭实验室公司和维珍银河公司投资人布兰森新组建的“维珍轨道”公司拿到了美国国防部快速响应航天办公室的发射合同，如果发生局部战争，发射任务还会大幅度增长。火箭实验室公司和维珍银河公司联手，恐怕会在小卫星快速发射这个细分市场上造成“赢家通吃”的局面。
就凭那个39岁的新西兰小子，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吗？需要知道的是，当年人们曾经没有把马斯克当回事。然而，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个南非来的小子已经夺走了世界上大部分真正的商业发射合同。如果不是部分国家的政府——例如欧洲——对自己的发射服务业做了一定程度的保护，提供财政支持或者要求政府采购的卫星必须用本国火箭发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还会抢走更多的市场份额。
Rocket Lab公司CEO皮特·贝克(Peter Beck)
美国在小卫星制造业上具有无可争议的强势地位。以小卫星中最为热门的立方星为例，在全球过去5年发射的立方星中，大多数是美国机构研制的。“电子”火箭将总部设在美国，就具备了更好的条件来垄断自己的目标市场——500千米高度以下微小卫星快速发射。
因此“电子”火箭在细分市场上达成赢家通吃的可能性相当高。对尚且没有进入小火箭发射服务市场的玩家来说，不但要面对已经抢先的“电子”，还要面对财大气粗的布兰森和他的“维珍轨道”火箭，获得份额、站稳脚跟的希望越来越小。实际上，业界已经有人提出，今后几年将发生一场小型火箭市场的“震动”。
我们中国的民营小型火箭，能在这个市场上有所作为吗？难道只能看着马斯克和贝克这样的人赢家通吃吗？
我们在这里必须首先树立一个观念：
把目光盯着国内市场、政府市场，是没有出路的。不到国际市场上去闯荡一下的中国企业，是没有出息的。
这里有太多案例可以列举，从华为、东方红四号、振华港机到各种基础消费品，闯荡国际市场带来的，是更广阔的胸怀和更强大的竞争力，是高技术民营企业取得成功的必由之路。
进军国际发射服务业，有一个重大的政治障碍，就是美国对卫星和元器件出口的严厉管制。考虑到美国在卫星和元器件制造商的绝对优势地位，相当多卫星无法运到中国来发射。但是必须认识到，世界上还存在另外一个市场：买不到美国卫星或者不买美国卫星的用户。这个市场的规模不容忽视，实际上，东方红四号卫星的国际销售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良好的模式。而近些年来，小卫星技术在全世界的扩散趋势一直在持续，相当多发展中国家把小卫星、特别是立方星作为本国航天科学、教育和卫星应用的入门课程。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完全可以努力进军这个市场。
另外，如果不是因为政治歧视和过高费用，世界上有更多机构会购买小卫星及其服务。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卫星制造业能提供更高性价比、更少政治限制的小卫星，国际市场上的实际卫星需求和发射服务需求会比欧洲咨询公司的预测更多。
那么，如何才能把这样的市场预期变为现实？
首先，要动作快。
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给出了几个中国小型火箭的名字，充分证明了中国人能够在小型火箭这个领域中走在绝大多数外国人的前面。但这些型号都是国有航天企业的技术成果。考虑到国内繁重的政府和科学卫星发射任务，特别是两大集团都在筹建低轨道通信卫星星座，中国民营小型火箭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拥有相当多机会的。另外，国有航天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容易遭受不公正的政治偏见，民营企业在这个问题上的处境略微宽松一些。
然而，国内民营火箭都还没有实现成功的轨道飞行。这在国际市场竞争当中是一个明显的短板。因此，我们还是希望民营火箭公司们在尊重科研生产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动作尽量快一点。
其次，要善于和资本相处。
需要知道，打算搞火箭的创业者为数不少，但成功者寥寥。除了自己很有钱的贝索斯、布兰森，无论马斯克还是贝克都要依靠资本的力量才能把火箭之路走下去。贝克先后得到了三位投资人的青睐，最终迎来了洛马公司的持股。洛马所拥有的渠道资源是非常强大的，这使得“电子”火箭顺利获得了NASA和美国国防部的采购合同。好的资本并不是把钱打过来就不闻不问了，他们会关注所投资项目的成长，提供更多渠道、关系等方面的资源，帮助项目成功。
因为失去了资本支持而走投无路破产的案例也不少，自从美国这一轮商业航天活动起步，失败的公司不知凡几。国内的民营火箭公司虽然各自拿到了一部分投资，但是和火箭这种事业相比，投资额还是太少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身于体制的创业者们不擅长于和资本相处。在一个商业化的环境中，这不能不认为是短板。
当然，“善于相处”这个话题是双向的。资本也需要发现和善待那些具有核心竞争力和市场潜力，却不善言辞的创业者们。这也体现出行业投资机构和宇宙人这种项目的彼此间文化和契合度的重要性。
再次，要勤于展示梦想。“埋头苦干”是一个褒义词，但在商业语境中，它只适合用来褒扬研发或者施工部门。作为商业航天企业，一言不发地搞技术未必适合市场环境。商业航天的市场迄今并没有得到充分拓展和开发，相当多的需求还没有被激发出来。因此，无论对小卫星还是发射服务的需求还是有限的。在小型火箭这个领域，那些真正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和团队，应当像马斯克和贝克一样，诚实地把自己的梦想告诉资本和潜在的用户群体，自己希望能打造一个什么样的产业，能为社会和经济做些什么，哪怕这样的梦想听起来有点疯狂。其实，有点疯狂的梦想才更容易打动人。这不仅仅要靠企业家在学术会议上播放PPT，而是必须要靠大投入，同时，更要靠高水平的航天文化传播，要靠文化、影视、电子竞技、科学教育等全方位的手段来实现。
最后，要有产业生态。
小型火箭并不是最终目的，把卫星部署到轨道上也不是最终目的。建立良好的产业生态，让航天技术为社会和消费者提供优质服务，才是商业航天的根本目的。因此，我们还是要从消费端倒推，梳理出对于天基基础设施和应用体系的需求，因而梳理出对于卫星制造、火箭制造和发射服务、运营服务业的需求，如此才能向资本展示一个有潜力、有价值、值得投入和培育的产业生态。有了终极目标，就有了对中国制造的小卫星的旺盛需求，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就不需要仅仅用发射服务这一种产品去国际市场上单打独斗，而是可以组团营销一揽子解决方案，整个产业也才能够拥有更加清晰的未来图景。
在我们看来，小卫星和发射服务业最美好的愿景，就是像手机和移动通信产业那样，用合理的价格、精良的产品，为海量客户提供随时在线的优质服务，让小型火箭和小卫星的发射不再只停留在新闻或只是当时的新闻。这或将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新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