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oworgohigh？企业的底线与追求__大视野

‍

go low or go high？企业的底线与追求||大视野

来源：凤凰新闻客户端

【秦老师亲自讲述，欢迎收听音频版】

‍

What（是什么）

阿里巴巴女员工申诉自己酒后受侵犯、公司管理层漠然处之，引发了内部和外部的滔天浪潮。事实真相有待警方正式披露，但不健康的职场文化，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点。这家公司的生意一大半是女性贡献的，这家公司的创始人不止一次说“下辈子一定要做女人，女性才是世界美好的源头”，这家公司高管中的女性比例一直很高，等等。然后出了这样的事，叫人怎能不失望？

事情曝光后，我在朋友圈发言，表达了愤怒。但光愤怒是不够的，一定要找出路，找方法，从根本上促进解决问题。

问题发生在阿里身上，所以更具关注度。但坦率说，类似的不当工作方式的陋习、恶习在中国商界普遍存在。

我向两家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和罗兰贝格的全球合伙人建议，能否依托对全球大公司行为准则和职场文化的研究，厘定一些标准、规范，供给中国企业参考。

前几年去比亚迪位于美国兰卡斯特的分部调研，在办公区墙上看到地图般大小的劳工权益保护规定。涉及到员工歧视（discrimination）和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的条文很多，密密麻麻。

接待我们的比亚迪高管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劳工权益方面有很多课要上，如薪资记录一定要完整，最低工资规定和员工休息时间的规定一定要遵守。特别是性骚扰及性别、种族歧视，极为敏感，各州劳工法都要求雇主进行防范，如果管理层实际造成或默许了骚扰、歧视，涉嫌人员和企业可能负连带责任，甚至会被处以数十倍于原告实际损失的罚金。

“按照我们的规定，不要说对女员工动手动脚，言语中有挑逗和暗示都可能被起诉，”一家跨国公司高管对我说，“不少本土企业习惯把女员工叫‘美女’，这种称呼本身就很不职业，不是对女性的尊重。”

千万不要以为企业员工的事是企业内部的事。在国外，即使是显赫的明星企业，如果处理不好对员工的性骚扰和歧视的问题，也会被社会追究，甚至可以让创始人离职。

最近的典型案例是Uber，2017年2月，前Uber软件工程师苏珊·福勒在博客上发布了《回顾在Uber非常非常奇怪的一年》，揭露Uber内部泛滥的性别歧视文化，以及她和同事受到的性骚扰，而Uber的管理层当时对她们的控诉不闻不问。

这篇文章引起社会轩然大波，难以平息，以致Uber不得不请前美国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对公司政策和文化展开独立调查。调查形成了13页的报告，对解决Uber的企业文化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包括将创始人、CEO卡拉尼克的权力分解给一位首席运营官。

2017年6月，在股东压力下，卡拉尼克宣布辞职。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人性中本有魔性，从来如此，无论多出名的企业（如谷歌）都会发生性骚扰等事件，几无例外。而如何对待，以及制度性地解决问题，这是衡量企业文化的真正试金石。

最近阿里巴巴成立了工作环境委员会，开设了举报邮箱和紧急援助热线，正在制定“反性骚扰行为准则”，还成立了反陋习小组，对集中反映的不当工作方式自查自清，包括但不限于酒桌陋习、低俗玩笑等“在工作场合让员工感到不适的方式”，无条件支持员工拒绝劝酒等行为。这些痛定思痛的选择，也应为更多企业作镜鉴。

Why1（为什么之一）

本文的重点不是阿里巴巴女员工事件本身，因为事实链还不够清晰完整。我希望和企业一起探讨的是：在追求商业成功的过程中，应该有哪些不容逾越的底线？为什么企业总是失守底线？

根据利益相关方理论，企业底线大致有两类，一是契约型，一是公共利益型。

契约型底线是指有与企业有合同关系或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底线。如企业对消费者，不能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对员工，不能侵害法律和劳动合同赋予其的权利；对上下游等合作方，不能不讲诚信，不遵守合同；对竞争者，不能偷窃其知识产权；对政府，不能不按章纳税。等等。

公共利益底线主要涉及到环境、社会、法律等方面的约束。

从我长期观察看，中国商界的底线意识是不断提高的，商业文明程度也在不断提升。但似乎有一些天生的缺陷，一直在那里，只是不同时点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我举几个例子。

北方一家连锁企业到南方某地开店，打了很多广告，早晨开业，人山人海，但一天下来没有多少销售。原来本地几家连锁企业联合，派了大量人马堵在门口，想买东西的顾客很难挤进来。

两家中国设备供应商在国外参与竞标，发生过一方动用武力抢另一方标书，另一方雇了几辆警车冲破阻拦的事情，也发生过一方到政府部门举报另一方人员的签证存在问题，导致他们在当地直接被抓。

前两天胡润约我交流，谈到最近全球性的对Big tech公司的警惕，他脱口而出：“我认为中国反垄断很对，我平时打车，同样的线路就比同事贵不少，他们是用算法对一些人悄悄涨价。”

给我讲第二个例子的当事人很感慨，“当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公司规定如果市场份额低于对手，销售负责人就地免职，所以才会去抢标书。但多年后回想，才明白我们曾经付出过怎样的代价”。

我问麦肯锡、罗兰贝格的合伙人，中国已是《财富》500强公司数量最多的国家，为什么大公司的商业底线还这么糟糕？为什么一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在商界实际上司空见惯？

一位回答：“太过于成功导向。阿里事件可能成为分水岭，对‘工具人’这一思维进行检讨。以前企业领导人不重视，现在整个国家的氛围在起变化，不能不重视了。”

他的意思是，人是目的，不应是工具。但在成功导向的驱动下，很多企业自觉不自觉牺牲了人的尊严，把人降格为“工具”。

另一位回答：“和企业家的内心世界有关。不少企业家口头高调畅谈现代化管理和科学治理，骨子里还是‘我的城邦我的王’的心态，热衷用君君臣臣那一套来管理，把自己放在天上，对管理人员和普通员工缺乏平等和尊重。上行下效，职场充满山头化、庸俗化、等级化，员工也习惯了，觉得为赚钱，这都是常态，不往心里去就是了。”

中国2020年的名义GDP是1978年的275倍，中国企业的收入规模和企业家的财富数量屡创新高，但如果人都工具化了，其内在的幸福感，会增加吗？

人的异化、工具化不是中国企业独有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以市值论英雄、以市场份额为导向、赢家通吃的资本意志的必然结果。在这种意志下，如同Uber投资人库班所说，“卡拉尼克最强的能力就是哪怕需要撞穿一堵墙也要达成自己的目标”。卡拉尼克的理念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胜利”“增长高于一切”。

Uber内部绷紧了弦，员工“利用各种手段”完成绩效，达到目标后就“充分”缓解压力。《纽约时报》曾报道，2015年Uber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全员大会，员工们喝酒、赌博甚至吸食可卡因，一位主管性骚扰了数名女员工。

靠着这种狼性十足的高绩效高强度文化，Uber被称为“传统经济最凶猛的颠覆者”，但狼性文化也像双刃剑，最终激起从内到外的强烈反弹。

企业在其高成长、高估值、社会普遍赞誉的时候，员工甚至甘愿被洗脑，接受企业灌输的一切。美国《连线》杂志采访的一位Uber前员工说：“在我最初加入Uber的时候，我当然知道这些不正当手段，但并不在意，因为我觉得这是具有竞争性的表现。我曾对一位高管的猥琐行为不予理睬，我不停地暗示自己说这些肮脏阴暗的做法是所有公司私底下都存在的。”直到苏珊·福勒发了博客，“Uber的傲慢与放肆被同样无情地摧毁了”。

大企业不断挑战极限，希望越做越大，但社会绝不希望也不能容忍他们去挑战人的尊严的底线，挑战人类共同价值的底线，逾越社会责任的下限。

Why2（为什么之二）

企业不择手段去追求成功，在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对手，在更深层次上，是因为过度重视工具理性，忽略价值理性；只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不是最有效，而忽略这种手段会不会伤害人之为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关系的健康。

当然，这也是整个现代社会的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1858-1918）指出，过去，人们渴求的人生目标──如美好的爱情、神圣的事业──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的，而金钱，却是人随时可以期望或者追求的，所以金钱成了现代人生活最直接的目标，成了“持续不断的刺激”。

从前，宗教虔诚、对上帝的渴望才是人的生活中持续的精神状态，如今，对金钱的渴望成了这种持续的精神状态。“金钱是我们时代的上帝”，这不是比喻而是现实，“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人们相信金钱万能，如同信赖上帝全能。

不加限制地运用工具理性，追求金钱，必然出现“致命的生命感觉的萎缩”。齐美尔说：“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

“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这是齐美尔留给后人的警句。

钱穆先生在《人生十问》中说：无论如何，我们的心，总该有个安放处。

不思考“最终价值”“不可动摇的核心价值”的问题，作为个体，心就安不下；作为企业，行为就会偏颇，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甚至自相矛盾。

在关于中西价值观的比较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中国人追求的不朽是从“活着”出发，追求“现世不朽”，重视“在世作为”，反映的是实用理性的精神性格。基督教的永生盼望是从“死亡”出发，依靠“上帝”的救赎力量打破此生此世的死亡链条，打开“彼世”或“来生”的天国而获得永生。

由此来看，很多中国企业家的深层问题，还是因为骨子里信奉“成王败寇”，只要现世成功就心满意足，“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为了赢，不择手段，“没有最狠，只有更狠”，而缺乏超越性的标准，观照自己，反省忏悔，择善固执。也因为内心没有固守的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所以连一些明明白白的标准如诚信，有时也会奉行机会主义，并不真正当一回事。

由于上述的深层次问题，加上中国大市场提供的大量机会，以及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粗放野蛮的快速增长模式，使不少中国企业在“灵魂落后于脚步、管理落后于增长、文明积累落后于财富积累”的情况下，也能获得成功，甚至“胆子越大成就越大”。

但“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样的变局、败局还少吗？

扪心自问，中国企业有多少原创性的发明创造，可为人类贡献？我们在技术创新、管理思想、企业文化方面，有多少能被世界认可的企业和品牌？

我绝非否定中国企业的成就，我看到中国企业的创新时代已经开始，有很多坚持生产型创新、有追求、不流俗、走正道、讲正气的企业和企业家。即使最近备受争议的互联网产业，我也认为是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经济的亮点，是生产力创新的代表，互联网平台要自我超越，但它们不是中国经济的包袱，而是建设数字中国的宝贵动力。

但是，如我经常所说，我认为中国强大的企业很多，可爱的企业很少，值得热爱的企业更少。流星很多，恒星不多。这也是活生生的现实。

为什么不可爱？想爱也爱不起来？关键是，这些强大和成功的企业的某些行为，背离了它们的价值观和社会的期待。这几十年，总体上，中国的亲商（pro-business）氛围越来越浓，但很多被捧到天上的企业，听其言观其行，真的对得起大家的这份亲吗？

当一些企业在自我夸耀的流量经营和水军运作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时，只要一些意外事件发生，就会被打回“原型”，露出粗鄙的尾巴。此时我们才意识到，文明的演化真的很慢，钱可以用一代时间挣到几百代都花不完，文明则要几代换血。

How（怎么办）

中国有N多的行业，现在都到了反思时刻。只有超越过去的路径依赖，才能彻悟，才能再向前。

平安人寿董事长丁当告诉我，最近两年，寿险行业挑战很大，保费增速急降，销售人力下滑，保费质量下降。他认为，究其本质，是互联网时代让客户的充分选择权得到了更多尊重，而行业并没有真正“以客户为中心”，比如一直存在老产品炒作停售的营销打法，希望打造一种稀缺、紧迫感，推动客户尽早拿定主意。

丁当说，寿险业要走出困境，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绝不应该是保险公司自身，而是要将自我发展与整个实体经济和人民生活紧密相关联，以社会和人民的需要，定义自身存在的价值。

“例如，这次郑州大水那么严重，气象台发了5次红色预警，保险公司就应当通知客户不要把车停到车库里面，不要上街去低洼的地方。当车库有淹水预警的时候，做一个装置把水堵住，这都是可以做到的。”

丁当认为，企业向善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是“不作恶”。如谷歌董事会收到基层员工来信，反映搜索“自杀”两个字，搜索结果是五花八门的自杀方法。董事会高度重视，发动整改，之后搜索“自杀”，看到的不再是相关方法，而是防止自杀的心理咨询电话。

第二重是“赚钱行善”，即在经营获得成功后回报社会。

第三重是“行善赚钱”，即以解决社会问题的善念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通过更好地行善，来实现自己的事业。

例如，去年有一家叫柠檬水（Lemonade）的保险公司在美国上市，一年的市值增长了230%。它收到的保费，扣除理赔款、公司日常运营费用和基本盈利后，剩余资金捐献给由客户指定的慈善机构。这一“因善而起，善在其中”的创新机制，增加了客户的投保意愿、情感认同和信任，也让公司获得了快速发展。

丁当说，一个行业的真正危机，不是经营和业务的危机，而是道德、价值观与信仰的危机。在未来，有正知正念正能量的企业才是真正有前途的企业，“谁的福报越多，谁的能量越大”。

在深圳，我还和招商银行原行长马蔚华进行了交流。他说自己正与一批年轻人一起创业，创立了一家叫“盟浪”的专门针对企业的ESG等可持续发展价值进行评估、提供解决方案的公司，很快会向社会正式发布。

他引用了亨利·福特的曾孙、福特汽车董事长比尔·福特的一句话，“我相信一个好公司和一个伟大的公司的区别在于：一个好的公司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公司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中国商界正处于一个变化中的关键时刻。我一直呼吁市场化、法治化、可预期的外部环境建设，呼吁对创业者、企业家精神的尊重和弘扬，这是活力之源；同时，企业界一定也要明白，建设有底线、有追求、有要求的市场经济，是时代的大趋势。明之，顺之，则大道之行，通往无止之境。否则，很可能步步维艰。

不能再带着积习，走新路了。

做一家基业长青的好企业并不容易，和一辈子做个好人一样难。会有很多go low，go lower和go high的选择。然而，如果企业意识到，生意的真谛应该是生命的意义，企业生命的意义在于通过利他而达己，就会更加坚定地选择go high，无论有多少挑战，也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