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美国一位单亲妈妈Jill Skolek因为背部疼痛就医，医生为她开具了一种名为奥施康定的止痛药。
谁也没想到，这一粒药竟成为了这个家庭悲剧的开始。
一开始，奥施康定的确能缓解Jill Skolek的背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Jill Skolek需要更大剂量的药物才能缓解疼痛。
一旦停止服用药物，她就会出现全身剧烈疼痛、恶心、焦虑、暴躁，甚至昏迷、失去意识等等。
Jill Skolek只能不断加大药量，最终，在四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她在睡眠中停止呼吸，留下六岁的儿子。
过去的十几年间，在美国像这样因为滥用奥施康定引起的悲剧不胜枚举。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1999年至2018年间，将近45万美国人因滥用阿片类药物死亡，其中大部分都是奥施康定。
这些惨剧背后不是天灾，而是人祸。药企的虚假营销、监管机构的缺位、医生的失职……
这种极具成瘾性的阿片类药物，被普渡制药包装成人畜无害的样子，加之强势营销，1996年到2000年，奥施康定的销售额从4800万美元攀升至11亿美元。2017年累计达350亿美元。
与之相对的却是，美国成千上万个家庭因滥用奥施康定，而支离破碎。尽管经过十几年的调查和诉讼，普渡制药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这起药物滥用危机，仍发人深省。
换汤不换药的奥施康定
故事的开始要从半个世纪前的赛克勒家族说起。
彼时，赛克勒家族的三兄弟在美国康州买下了一间小型制药公司，并将其命名为普渡制药。谁也没想到，未来这里会成为罪恶的开始。
1980年左右，普渡制药研发了一种名为MS Contin的止痛药，其中MS指的是硫酸化吗啡，Contin则是一种缓释剂配方。
通过这种缓释配方，能够延缓药物的吸收延长药效。这款药物问世后大获成功，普渡制药也赚到了第一桶金。
好景不长，1990年MS Contin迎来了专利悬崖，仿制药对其虎视眈眈。
这种情况下，普渡制药必须研发一款新的药物才能带走出困境。然而创新药研发九死一生，要想短时间拿出一款新的创新药，难度极其之大。
于是，普渡制药开始在老药身上寻宝。按照FDA的规定，即便是老药如果在剂型上做出了创新，仍能被视为创新药。
普渡制药选择在熟悉的止疼药赛道寻找下一个潜力股，老药羟考酮成为了合适的标的。
一方面，当时的羟考酮没有缓释剂型，而即释剂型的羟考酮，见效虽快但药效维持时间短。如果通过将羟考酮和美施康定的缓释剂型结合，便能延长羟考酮的维持时间，在技术上有MS Contin经验在前，缓释剂型也不难操作。
另一方面，在多数人的观念中，羟考酮要比吗啡安全得多。
但实际上，羟考酮的副作用要比吗啡强得多，人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此前羟考酮的剂量较小。对普渡制药来说，这种安全性错觉正好是药物营销所需要的。
为此，普渡制药将羟考酮和美施康定的缓释剂型结合，一种新型止痛药奥施康定就此诞生。
赶上第五体征的风口
1980年以前，美国医师的普遍认知是要尽量避免使用阿片类药物。因此，理论上，医生对这种强效阿片药物自然也会保持警惕。
但奥施康定成了例外。原因是它赶上了风口，1980年以后医学界对阿片药物的戒备开始下降。
198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封标题为“用麻醉药治疗的患者中很少有成瘾现象”简报，这篇被误解的简报带领着阿片药物走向了复兴。
此后，病人疼痛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990年，美国疼痛管理护理学会成立，疼痛是第五种生命体征的新概念也随之出现。
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慢性疼痛是一种疾病，需要药物进行治疗。而吗啡由于极易上瘾的黑历史被排斥，人们亟需一款新的安全的止痛药来对付疼痛。
奥施康定的出现则恰好了满足了人们对解决疼痛的需求。
在FDA批准奥施康定的说明书中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奥施康定所提供的延迟吸收机制，被认为能减少药物滥用的风险。” 而这是其他止痛药中不曾出现过的描述。
在不少人看来，这无疑是FDA对于奥施康定安全性的背书。
安全性好且不易成瘾，看起来奥施康定的卖点直击医生和患者的痛点。
但事实上，普渡制药不易成瘾性的说法并没有临床试验作为支撑。按理说，没有临床数据做支撑，这一结论并不应该被批准。
在FDA关于奥施康定的审评会上，也的确有审评员对奥施康定提出了质疑，但最终在主审查官柯蒂斯·莱特的主导下，奥施康定顺利获批上市。
巧合的是，柯蒂斯·赖特在奥施康定获批不久后就辞职，在一家小药企短暂的工作后，他就在普渡公司谋得了医疗主任的职务。
营销造就的帝国
对于奥施康定来说，成功获批上市只是一个开始，真正让它走向辉煌的则是普渡制药强大的营销能力。
首先，普渡制药在奥施康定的药效上大肆虚假宣传。
在当时，针对慢性疼痛患者的止疼药药效都比较短，只能维持4~6小时左右。而普渡制药在宣传奥施康时提到，奥施康定药效可以维持12小时，一天只需要服用两次。
这意味着，患者只需要在早上起床吃一次药，睡前再吃一次药，就能完全忽视掉疼痛的存在。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普渡制药内部的另一项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大约一半的受试者无法坚持12小时的间隔服药。然而在利益的驱动下，普渡制药蒙住了自己的眼睛。
其次，普渡制药在医生身上也没少下功夫。毕竟，奥施康定属于处方药，要想销量上去，还得靠医生多开处方。
在奥施康定获批后，普渡的医药代表队伍迅速扩张，最高时曾超过1000人。这些经过培训的医药代表穿梭在美国各个医院、诊所中，用同一套话术向医生推销奥施康定，大肆鼓吹奥施康定的疗效和安全。
在强势营销之下，奥施康定销售额扶摇直上。
1996年到2000年，奥施康定的销售额从4800万美元攀升至11亿美元。到2017年，这个数字累计到了350亿美元。
普渡制药背后的赛克勒家族也赚得盆满钵满。根据2020年福布斯杂志，赛克勒家族是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总资产保守估计超过100亿美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奥施康定的滥用泥潭。
1999 年时，非医疗目的使用奥施康定有大约40万人次，2002年增至190 万，2003年甚至达到了280万。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多，奥施康定的成瘾性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也因此，2007年普渡制药被告上了法庭。在法庭上普渡制药和三名主管在法庭承认进行虚假宣传，没有对公众坦诚宣布奥施康定的易致上瘾性。最终，普渡制药被判支付6.3亿美元的民事和刑事罚款。
随后，更多的诉讼案如雪花般飞至普渡制药，普渡制药的恶行被逐渐揭露出来。
经过十几年的诉讼和调查，那些深受奥施康定危害的人，终于迎来了迟到的正义。2022年3月赛克勒家族同意支付60亿美元，达成阿片类药物的和解协议。
虽然普渡制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那些被奥施康定改变的人生无法重回正轨，那些因为奥施康定而逝去的生命也无法重来。
普渡制药覆灭带给我们的启示
《资本论》中说，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在奥施康定造成的药物滥用悲剧中，资本的贪婪表现得淋漓尽致。
为了利益普渡制药虚假营销，对奥施康定的成瘾性加以隐瞒，最终导致许多普普通通的人染上了毒瘾。
好在，最终普渡制药的贪婪也遭到了反噬，除了巨额赔偿金，塞克勒家族的声誉也荡然无存。
虽然，对于创新药研发来说不能用爱发电，但这并不意味着药企可以肆无忌惮获取利润。药企只有正确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才能在经营中恪守底线，获得利益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正如默沙东创始人默克所说的”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制药是为人而不是为了利润。如果我们记住这一点，利润从来不会消失：记得越清楚，利润就来的越多。”
当然，在这场悲剧中错的当然不止普渡制药。监管机构的缺位、医生的失职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了这场数祸及45万人的灾难。
对于监管机构、医生来说，任何时候都应该将公众的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才能避免类似悲剧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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