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我们盼望的是怎样的“烟火气”？| 来点财经范儿
望着，盼望着，夏天来了，解封的脚步近了。
我们找到10位年轻人，请他们七嘴八舌地想象一下，假如生活恢复正常了，最想去的第一家店会是哪家。
他们的期待五花八门，几乎没有重样。
有的说会是按摩店，非常需要一个全身的按摩，因为封在家里两个月，整个人都被框住了。
有的想去火锅店、烧烤店，想在封闭几个月之后，好好地吃顿肉；想在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最后一次还能用上学生专属的69折优惠券。
有的想去电影院或是剧院，想看一场喜剧，特别想感受那种人和人挨在一起，一起热闹的感觉，因为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还有的想去菜场、母婴商店、理发店、咖啡馆、动物园、儿童游乐场……
带带孩子，会会朋友，或者就是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在路边摊待一晚上也行。
罗兰贝格的全球合伙人张强在《来点财经范儿》节目里说，他12岁的女儿，最近这几天听到一户人家有一个人可以出门去购物了，就非常非常地高兴。问她到底要买什么，她说其实好像也想不到要买些什么东西，但是就想去超市里面体验一下消费的感觉。
封控两个月，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已经进入到有点疲惫、十分需要“焕新”的状态。
把这些“焕新”的期待汇集起来，就是一幅热气腾腾的社区生活图景。
暂别太久了，甚是想念。
可是，要重建这样的图景，却远远不会像纸面上摆出来的那么轻而易举。
年轻人想要去的那些店，在疫情期间遭遇的就算不是“灭顶之灾”，也至少是“重大挫折”。
我们同样找到10位年轻从业者，请他们谈谈疫情中的遭遇。
辛一铜锣烧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网红餐饮店。两位店主都是“90后”，93年出生的董天和95年出生的邓胥，2019年在徐汇日月光商场的地下二层，开出了两人的第一家小店。三年后，他们已经有了四家小店。事业正有起色，遇到了疫情。三个月没有一分钱收入，可是位于浦东的一个17平方米的铺位，每个月的租金要交5万多，三个月光这个铺位的租金就要补交15万。想解约止损，违约金滞纳金加起来要60万，对这两个年轻人可以说是不能承受之重。
俞沁润也是一名“90”后创业者，在愚园路上开了一家画廊。为了计划在春天举行的上海时装周，她特意策划了一场元宇宙主题的展览，并且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准备。3月的时候，邀请函都已经印好，就差进场搭建，这时她得到了消息：时装周取消。她和同事们前期的心血和花费全部付诸东流。
孙睿在闵行开了一家商贸公司，做跨境电商的生意。公司已经成立8年了，一直发展得挺好，尤其是进口女鞋，已经有了不错的口碑。今年年初的时候，她按照往常的规律订了货。三四五月份本是平时的销售旺季，销售量往往会占全年的一半，可是现在钱已经付了，货却滞留在国外进不来。尽管从疫情开始，孙睿就住在自家的仓库里，可是完全于事无补，只能干着急。
穿穿是中山公园一家独立咖啡店的主理人，在总结自己疫情期间的遭遇时说，“房租还是要付，人工还是要付，但是收入是完全没有的。”
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困境，而是商业从业者、创业者们普遍面临的挑战。遭遇如此巨大挑战的，也不光是这些新锐的小店和年轻的创业者。
盒马创始人侯毅介绍，盒马在上海有16000个员工，被封控的员工一度达到13000个，他们度过了一个无比艰难的四月。新兴咖啡连锁品牌Double Win的联合创始人宗姚说，他们位于上海的27家店，从门店到仓库，一度处于真空状态，只能靠成都的同事来远程组织团购恢复些许销售。
2022年4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下降11.1%，餐饮收入下降22.7%。这些数字背后，就是千千万万家停摆的大店小摊。
疫情期间，盒马努力做到不停止运营，而是参加了城市的保供。侯毅说，只要疫情一结束，盒马只需要几天时间就能保证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但对于更多普通的商业创业者，假如遭遇了这些还能召之即来呼之即去，想停就停想恢复就恢复，那未免把商业想象得太轻松了。
在重启以前，他们要面对可能只剩下几天可以维持的现金流、要支付几个或是几百上千员工的工资，要交纳好几个店铺的租金……这些都是现实的压力，同时还包括像一位“微缩世界”主题的文创经营者提到的，最大的担心是如何重新恢复对他品牌的认知。因为“三个月的时间，足以让大家忘记很多东西”。
根据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主编沈从乐观察，2020年以来，城市的商业活力随疫情起伏进入了波动期。疫情过去，涉及基本民生的衣食住行还算容易恢复；但有一些领域，例如他们关注的“夜经济”这个指标，恢复就相对缓慢，而在文化消费领域，许多城市至今没有恢复到2020年以前的水平。
就算城市解封，生活恢复正常，看来从10位年轻从业者的现状，到10位年轻消费者的想象，中间还有又长又难的一段路要走。
能够再走出家门，很难说不会有什么改变。
不少年轻人说，疫情过后，吸引自己走进街边商场和小店的最大动力就是想花钱、想消费、想囤货。
盒马创始人、总裁侯毅在《来点财经范儿》节目里也说，他和不少消费者交谈，很多人都表示经过这次经历之后，已经“想穿了”，将来吃得好一点才是真的。
一波消费的爆发或许可以期待。
同时，盒马也打算在社区开出奥莱店，通过临期折扣商品和自有品牌产品，例如不到1块钱一瓶的水，来吸引“对价格更敏感”的消费者。这个操作同样耐人寻味。
周遭大大小小的店，或许都会变。
开画廊的“90后”姑娘俞沁润说，自己两年前遭遇疫情时，现金流险些完全崩盘，此后她都会有意识地多留一些富余量，今年的这几个月，总算能心情不那么沉重地封闭在家。
她把这种心情称为“不幸中的万幸”。有此经历，她的这个认知大概会影响到自己未来全部的商业历程。
当然，首先要在今天活下去。面对现实，大家的考虑也很现实。他们有的打算精简自己的队伍，用更精干的团队来完成今年的任务；有的在尝试扩大自己的销售渠道，把餐饮产品卖到超市、把原本更多堂食的饮料通过线上来吸引顾客……
好像也没法就此责怪他们怎么不早做准备。毕竟这样的经历，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人生头一回。
他们在奋力自救，但似乎单靠自己，也还是不够。他们期待获得房租的减免、社保的减免，期待能够得到更充裕一些的创业贷款，期待更多的帮扶……
希望这些期待能够成为现实。当然更为重要的，还是一位创业者提到的，希望不确定性早日消除，这样才能让大家少一些担忧，多一些信心。
或许这是所有人此刻的愿望。
独立咖啡馆主理人穿穿困在家里已经几个月了，尽管不止一次地想过要“关店止损”，但最后还是告诉自己，疫情的影响“也不是只落在了自己一个人的头上”，还是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
困在家里的几个月，很多人都在琢磨自己。
网红品牌KUMO KUMO联合创始人王志海告诫自己，以后不能再忙手忙脚的，像救火队员一样，所有的员工都来问怎么办，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咖啡连锁品牌Double Win联合创始人宗姚打算和创业小伙伴商量，把咖啡推广到更下沉的地域，将来会不会能分散一些风险；而赛梦微缩世界联合创始人王启得到的启发是，以前要专一地做好一件事的想法没错，但今后要通过更多方式更多渠道，专一地做好这一件事。
焦头烂额千难万险了，他们还都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创业者孙睿说，上海是她出生的地方，她能够理解一座城市总会遇到低谷和困难，愿意和自己的家乡同舟共济。而“90后”的邓胥也告诉我们，自己位于静安区的一家店最近得到了租金减免，他和创业伙伴决心要努力地把他们的铜锣烧经营下去，“为烟火气的回来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困顿之中仍然心怀热爱；没有做错什么仍在不断自省：这些都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许多普通人身上的闪光之处，也是这座城市弥足珍贵的内生力所在。
他们回来，我们出去；他们不带牵绊地回，我们无所忧虑地出。这大概就是我们真正盼望的城市“烟火气”。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每年都会推出一个城市商业魅力的排行榜，其中，城市人的活跃度、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未来可塑性是几个主要的评判维度。主编沈从乐说，这几个维度之于城市商业文明来说更多的是体现一种信心，就是当城市人的生活信心十足的时候，人们才会更充分地与这座城市的商业互动，这三个指标会才更加活跃。而这些都是城市烟火气的底层支撑。
烟火气，未必是巨型的商场璀璨的灯火，更无须是设定好的线路整齐划一的动作。
在上海，不少街边小店门上贴着的提示，都把停业结束的日子设定在4月4日。现在已经将近6月，城市停顿的时间超过了大多数人的想象，当然也包括这些店主们。当解封的大幕重开，我们无法确定，这些小店门上那些“暂停营业”的小纸条，还会不会摘掉。
我们也曾经想要和更多的年轻人聊聊“烟火气”的话题，他们是富于想象的设计师，是颇具特色的文创小店店主，是连锁咖啡店的店长，是蒸蒸日上的游戏屋老板……然而，他们拒绝了我们，理由差不多，都是这个时候“没心情”。
完全地理解他们，对他们的心情感同身受。四月初，在为了一家三口不太复杂的几口吃的而殚精竭虑的那几天，我们也一句话也不想说，不是么？
我们在盼望这座城市早日重聚烟火气的同时，也真心地希望他们能够渡过这次难关。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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