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东到乌克兰：新媒体如何让现代战争"一键刷新，一跃换台"？

在新媒体资讯无比发达的今天，每一场军事冲突都会引起各国网友的热烈讨论。因此，有学者感叹道，现代战争“战斗发生在战场上，战线却在全世界”。随着“信息战”“混合战争”“认知战”等概念逐渐为人所知，我们发现，网络空间中的讨论似乎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交换意见，而是已经成为了冲突双方展开对抗的“新战场”。与此同时，这种“全民参与”式的讨论同样对战争中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情报收集与分析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本期文章中，让我们这群“新媒体人”带领大家走近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技术，聊聊我们眼中“自己”与战争的联系。

战争，作为人类最古老的对抗活动之一，从来都不仅仅是物质与物质的对抗——美国战略学家波恩·巴卓洛米斯认为战争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进行描述：r = m x w，其中r代表抵抗的力量，m代表所有可用的手段，而w则代表意志的力量。这种国家对内汲取战争资源的能力与国家内在的战争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对战争的认知，以及对认知结果的性质的评价，而这种共识是可以被塑造的。例如在古希腊，战争议会便是雅典公民对战争的共同认知诞生的地方。通过精心设计的雄辩，口才更佳的雅典将军才能掌握战争议会的主导权。因此，在许多场合下，对战争进行叙述的形式与其内容的实质同样重要。而到了现代，随着战争技术和通讯手段的发展，战场往往发生在距本国千里之外的遥远土地，而公众对战争的认知愈发依赖于公共媒体的塑造，战争史也从此也成为了一部媒体史。

● 图源：The Conservative

从越南战争开始，现代媒体就开始彰显其对战争的影响力。彼时，海量相关新闻与报道的发行直接催生了规模庞大的反战运动，其深远之影响甚至导致了战后美国军界近十年的颓废风气。在Web1.0时代，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成为网民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传统社交媒体将经过严格审核的新闻数字化，其内容与报纸、新闻和广播中的新闻分毫不差。其区别仅在于网络新闻服务的受众更为年轻、更追求时效性和科技感。这一时期，用户被动接受网络提供的信息。

而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疯狂扩张的Web2.0时代，互联网的叙事模式也向着节奏更快、更趋向扁平化的方向发展。新媒体时代下的战争新闻报道，也开始从国际机器主导的宏大叙事，不断走向大众、靠近平民。舆论宣传的门槛大大降低，新媒体技术基于系统与用户的交互模式，其开放性的生态模式，让用户既是互联网的使用者，也是互联网内容的创作者。由大众创造的新媒体内容，在大众共同消费的情景中，被赋予了一种近距离的亲密感——新闻对象正在从宏观走向微观，海量的新闻镜头不再主要聚焦于大战略：军队推进到了那里？占领了什么目标？这些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已经不再为公众所关注。如今，社交媒体的镜头正在对准战争里一个又一个个体，鲜活而直接的诉说着民众的感受、民众的经历、民众的苦难。海量的视频、语音、图片冲击着公众对现代战争的认知，“人”的因素在对战争的叙事中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具体。新媒体视角下，战争可以不再是一场开了“上帝视角”的宏观电影，反而更像一本是个人遭受苦难的日记，而这正是传统媒体无法营造的。

● 一对美国夫妻在电视上观看对越南战争的报道。图源：《纽约客》

与此同时，去中心化的网络生态也把社交媒体用户们根据教育背景、社会经历、职业背景、认知能力割裂成不同的内容社区、讨论组和分享组。在同好中具有高效信息生产能力，能吸引某一特定人群的内容生产者，即俗称的“博主”“网红”“大V”，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他们对某一军事新闻的看法吐露了其关注者的心声，这种针对性极强的观点容易获得传播。不同观点的激烈碰撞使社会范围内就某一军事新闻难以达成共识。

冲突中的媒体角色变迁：以中东国家视角为例

作为反恐战争时代的主要战场，中东国家最为直接地经历了战争叙事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过渡。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战争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被实时呈现在各国民众面前。时间在流逝，传播媒介也在不断发展。12年过后，伊拉克战争打响。手机和网络的发展使得参战的士兵们得以拍下枪战画面和爆炸现场，并将其上传到YouTube上。随着“YouTube战争”在互联网的兴起下被呈现在观众面前，战争新闻的传播态势开始变得不同起来。国家和传统媒体所垄断的叙事权力被同时作为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个人打破，远离战场的群众得以通过网络平台观看了大量直观的、未经剪辑的战场影像资料。未经处理的原始影像资料创造了一种传统媒体难以营造的亲密感，使得群众得以以前所未有的代入感“体验”真实的，不同于主流媒体叙事中恢宏壮烈的战争元素——混乱、嘈杂、无序，暴力无处不在，而平民则必须挣扎着求生。这一切都对公共舆论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自媒体时代开始初现端倪，但当时技术上的发展尚未显示出其颠覆性影响。从报业，广播，再到电视，传统媒体的主流新闻报道，仍然有着专业的采编流程和严格的报道标准，新闻舆论的播报主体也依旧由职业媒体主导；对战争的叙事也主要停留在对己方军事行动进程的报道上。总的来说，尽管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愈发紧密，但新闻媒体的公开报道依然独立于国家机器的军事行动运作，其宣传导向也依然国内社会为主要受众，以动员国内力量汲取战争资源为主要目的。

● 图源：ALNAP

时间来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叙利亚成为阿拉伯之春后第一个爆发内战的国家。在叙利亚危机进入内战阶段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广泛使用社交媒体发起反对巴沙尔政府的宣传攻势。凭借着国家机器的力量，巴沙尔政府曾经牢牢把握住叙利亚舆论表达，叙利亚公共意见中的话语权完全由叙利亚政治和经济精英掌握。然而，已经普及的社交媒体彻底打破了旧有的话语权垄断。诸如Facebook，推特的大型跨国社交媒体公司的存在使得威权政府无法继续压制汹涌的社会舆论。在十年内战中，每一个叙利亚人都可以成为批评者和参与者，能够分析、评论和分享意见——而成本仅仅是一部手机或电脑。几乎每个反对派控制的社区都有一个媒体中心，配有高清摄像头、卫星信号连接设备和通信安全软件，反对派的媒体运营人士也定期接受非政府组织的培训，许多类似机构都受到海湾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等国的大力资助。凭借对自媒体的有效运用，叙利亚反对派在内战初期成功将大量对叙利亚政府的潜在不满者转变为了活跃的反对派分子，以极快的速度扩充了自身实力，一度导致巴沙尔政府摇摇欲坠。

除了对内汲取战争资源和影响敌人内部外，自媒体还被各类武装组织广泛运用于影响国际社会对战争的态度。以叙利亚东北部时刻面临土耳其威胁的库尔德武装为例，自媒体对个人的充分赋权和去中心化的趋势使得占据绝对物质优势的土耳其军队从未能搜索到库尔德武装的宣传核心，也没有能够对库尔德武装宣传能力造成真正的打击。与此同时，许多来自库尔德武装控制区的宣传内容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激起了世界各地许多左翼人士和反战人士的同情。一方面，这一行动成功地为库尔德武装吸引到了大量外国志愿者奔赴库区支援作战，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汹涌的民意也迫使其政府对土耳其的军事行动施加压力，在土耳其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发起的历次大规模攻击时都为库尔德武装争取到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 西方志愿者在罗贾瓦。图源网络

也门胡塞武装是另一个利用各种形式媒体报道影响国际社会意见，最终使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己方影响的例子。胡塞武装通过社交媒体和视频网站上传了数量众多的战场作战视频，“事实凿凿”地对外界建构了沙特联军正在不断落败的战场态势和空袭所导致的巨大平民伤亡。沙特联军所有失败的军事行动都被置于新媒体这一“放大镜”下，供全球各地的观察者消费。这一行为也极大冲击了沙特联军的士气，许多受雇于沙特政府的海外雇佣兵尚未参战便士气低下，在战场上一触即溃。最终，拜登政府于2021年2月5日宣布，由于战争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将停止支持沙特与阿联酋在也门发起的进攻行动，包括拒绝向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出售精确制导弹药。

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还给予了政治人物绕过政治集团与政策体系直接影响大国决策的能力，这一点在遭遇情绪化的领导人时更为明显。2017年，社交媒体上首先曝出伊德利卜南部汗谢洪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击，受害者中包括了许多儿童。这些消息在社交媒体上疯传，随后得到欧美各大主流媒体关注，最终引起了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儿伊万卡的关注，伊万卡随即向特朗普展示了相关照片并劝说特朗普对叙利亚采取措施。这些照片最终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2017年4月7日，特朗普下令对叙利亚发动导弹打击，美军随即向叙利亚军事设施发射多达59枚导弹。

● “营救叙利亚男孩奥兰姆”。图源：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从秘密行动到开源情报：媒体变迁对情报的影响

除了新闻传播领域，社交媒体的发达也对情报界，尤其是短期战术情报的收集分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初，各国情报机关的主要工作主要是提供战略预警与开展秘密行动，但现如今，这一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数量越来越庞大的开源情报逐渐成为主流，而通过秘密行动获取的机密消息——纵使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正在沦为以各类公开出版物和互联网消息的补充。

● 图源：推特

在信息时代，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连接社会并为公众消费提供信息。对网络空间的日益依赖、去中心化的新技术和信息的可用性使得情报搜集者需要不断调整搜集方式以获得准确的情报。随着抖音、TikTok等拥有强大算法的社交媒体的崛起以及互联网个体声量的增加，基于公开的宏观研究报告或数据而产出的开源情报就显得笨拙又低效。

新一代社交媒体的核心是个性化的推荐和强大的算法能力。机器学习算法确保用户在平台所看到的内容都是针对他们的兴趣量身定制的同时，也模糊了社交媒体作为一个私人分享平台与信息共享的公共空间之间的界限。当个体的意见、想法分布在分散的社交网络中而不再是咨询报告或问卷调查之中，情报搜集员需要找到一种更精准、更有效率的数据收集办法。而从社交媒体网络获得的数据就是一个完美的切入点。

● 图源：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

事实上，社交媒体平台已经被许多国家的情报组织纳入全源情报信息的收集系统。今年年初，乌克兰情报人员曾经结合地理定位分析和俄罗斯士兵的社交媒体帖子，驳斥了克里姆林宫否认直接军事介入的声明，证明了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的存在。2020年6月，一名 ISIS 武装分子的自拍让美国空军找到并轰炸了该极端组织的一个指挥所。2012 年，几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侮辱塔利班尸体的视频在油管网站引起热议，并导致这几位队员因战争罪被起诉。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许多国家，军官和士兵在使用社交媒体上依然面临诸多限制。军事人员被教导要自我审查，不能在网络上透露对手可以利用的任何信息。此外，政府网络还会阻止访问某些社交媒体。美国海军、空军、国土安全部门等一众军事机关在去年就已明令禁止军队成员使用TikTok，并在内网对TikTok设置了访问限制。俄军在乌克兰IP地址的泄露也促使俄罗斯安全部门发起了一项宣传活动，敦促部队士兵不要使用TikTok等社交媒体网络。

● 俄罗斯军方发布了一张海报，海报上一名俄罗斯士兵被递上印有TikTok应用标志的手机时说"Nyet"——意思是“不"。图源：Daily Mail（每日邮报）

诚然，毫无限制地使用社交媒体并发布内容会对军队的管理和纪律造成一定的信息泄露和威胁。2016年6月的哈梅尔演习期间，澳大利亚国防军就发生过680名参加演习的成员个人信息遭泄露的丑闻。澳军缺乏合规意识，不受约束地使用社交媒体，才使敌对势力有机可乘。只有国防军负责人提前阐明了社交媒体的使用规则，制定社交媒体内容发布的红线，才能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社交媒体作为信息源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新战场，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通过内部禁令和限制阻止敌对势力进行情报搜集的想法不免有些理想主义。军事管理人员应该对士兵和军官进行引导，帮助他们了解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信息时可能出现的漏洞，并为士兵和平民提供更安全的社交媒体访问体验。

军队也可以巧妙地利用社交媒体散播错误情报，迷惑敌方势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例如，通过代理服务器隐藏或发送虚假的地理位置数据，渗透到敌方的聊天群，或者训练士兵用虚假位置“欺骗”他们的地理标记帖子。在这一方面，中东地区碎片化的地区安全局势无疑为这种“门槛之下”的行动方式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2019年， 两名前推特员工年被指控向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输送有关政权反对者的私人数据。今年年初，谷歌与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合作开发了云计算中心。一旦项目落地，沙特当局将有权限渗透网络并获取大量的敌对势力方的一手个人数据。而在也门，“基地”组织等极端主义团体正在利用也门数字生态系统中不断加深的分裂和两极分化，以建立形象和影响力。除了不断的无人机袭击，胡塞武装也深谙线上战争之道。在推特、Instagram等社交媒体软件上散布新冠阴谋论，并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其对沙特、美国的空袭。根据外交杂志的一项调查，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尽管胡塞官员散布了明显虚假的新闻，但大多数居民仍认为他们获得的信息是可靠的。

● 握在手里的“俄乌战争” 。图源：《纽约客》

模糊的边界:握在手上的“战争”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这场军事行动很快演变为一场有长期化趋势的武装冲突。在这一过程中，乌克兰开展有效的抵抗行动是一个关键因素。在美军欧洲特种作战司令部与北约盟国2020年开发的“抵抗行动概念”中提到，若想要进行成功的抵抗，塑造全社会的共识与抵抗意志，团结社会、军队与政府部门进行协同是至关重要的。泽连斯基的例子已经证明了，一个善于使用社交媒体的总统能够在信息战中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从中东到东乌，新媒体已经从一种非对称手段演变为了现代战争中不可忽视的新维度。新媒体、网络与智能化技术的发展意味着严格控制信息的传统做法已无法实现最大的利益。相反，那些愿意拥抱变化，积极探索社交媒体应用技术的行为体才能够更好地归纳数据洪流，提取关键信息，在愈发“电视化”的冲突中做出利益最大化的决策。

约瑟夫·奈曾断言“全球信息时代的到来正迅速使传统实力符号成为过去式，权力关系版图正在重新绘制，最擅长国际报道的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可能胜出。”现代传播媒介模糊了传统战争中，军人与平民、前方与后方、中立与参与的界限，在人均一部智能机的时代，接受并传播怎样的信息，正在潜移默化的改变着军事行动。个人与公共身份的界限逐渐被消融，或许在登录社交媒体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已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成为了战争的参与者。

军事组

作者：魏钰奇、王瑞、张笛韵、徐振东

排版：陆颖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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