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究竟有什么用？它又为何重要？身为当代人，我们对于地址的存在早已司空见惯，却对地址的来历知之甚少。戴尔德丽·马斯克在《地址的故事》一书中追溯了世界各地的街道名称起源，为我们揭示出隐藏在地址背后有关身份、种族、财富与权力的复杂故事。
从纽约曼哈顿寸土寸金的门牌号，到柏林街头的纳粹街道名称，从以数字编号街道的费城，到没有地址就没有身份的加尔各答，街道的命名从来不只是为了标记住址，更代表着命名的权力，塑造历史的权力，决定谁重要或者谁不重要的权力。正如马斯克在书中所言：“我们曾认为街道地址纯粹是一种功能工具，是一种管理工具，但它们实际上讲述了几个世纪以来权力是如何转移和延伸的。”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地址的故事：地址簿里隐藏的身份、种族、财富与权力密码》中的“无家可归：没有地址你该如何生活？”一章，较原文略有删减，小标题为摘编者所拟。作者在本章中探讨了地址对于无家可归者为何重要。拥有一个地址，意味着编造一个有家的故事，而这可能是无家可归者获得家的第一步。
打开凤凰新闻，查看更多高清图片《地址的故事：地址簿里隐藏的身份、种族、财富与权力密码》，[美] 戴尔德丽·马斯克著，徐萍/谭新木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1月。
原作者 | [美] 戴尔德丽·马斯克
摘编 | 青青子
关于无家可归者的许多假设都是错误的
和曼哈顿一样，纽黑文也是一座网格状城市。由逃避迫害的清教徒建立的新殖民地不是按照费城的样式建立的，而是仿照《圣经·民数记》中的第35章1-6节所描述的利未人的理想之城而建立的。清教徒按照《以西结书》第45章第2节所描述的尺寸整齐地把街道布置成四乘四的网格，其中的议会厅模仿了《出埃及记》第26章的描述。网格中间的街区变成了纽黑文绿地公园，一个供人礼拜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地方，在那里，推翻了运奴船阿米斯塔德号的俘虏们，也会被带到这里放风。
清教徒设计绿地还有一个目的——容纳在基督再度降临时可以得救的人。（他们认为，约有14.4万人，大约相当于代顿或帕萨迪纳的人口。）如今，这块绿地有时让人觉得，它能容纳的人数大约就是这座后工业时代城市留下的无家可归者的数量。无论哪一天，在耶鲁大学哥特式建筑的阴影下，无家可归的人都把这片绿地当做他们消磨时光的地方。
正是在清教徒来到这里近四百年后，耶鲁大学法学院一年级学生莎拉·戈拉贝克·戈德曼在这里寻找无家可归的人与之交谈。在不久前的暴风雪期间，她在星巴克有过一次令人震惊的经历。星巴克就像其他大学城的咖啡馆一样，在考试的时候，挤满了蜷缩在笔记本电脑和课本上的学生，他们整个下午都在喝同样的拿铁。莎拉在准备学校的合同法科目考试，她的案例书摊开在桌子上。暴风雪中走来了一位白色卷发、塑料袋塞得满满当当的女士。她坐下来，没有买饮料。莎拉抬头一看，一名警察开始大喊大叫让该女子离开；当莎拉跑过去准备给她买杯咖啡来让她可以继续坐在座位的时候，该女子逃跑了。警官冲着跑出门追赶的莎拉喊道：“耶鲁的学生不明白。”那个女人消失在茫茫大雪中，莎拉没有找到她。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在进入耶鲁大学之前，莎拉曾从事民权事务，并拍摄了一部在公共广播公司播出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讲述了在被纳粹摧毁的公墓中发现她祖母坟墓的故事。莎拉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她也很务实。她不知道无家可归的人到底需要什么，所以她开始做一个像耶鲁这样学校的学生们可能一直做的事情：勤奋地完成作业。
她独自一人站在纽黑文绿地公园，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谁是无家可归的人。她一开始是寻找那些带着很多袋子的人，有点像她在星巴克看到的那位女士。在解释她正在调查无家可归者时，要么那个人会回答她的问题，要么他们有时会把她引向自己认识的无家可归者。随后，她在纽黑文、华盛顿特区和洛杉矶对无家可归者和救济组织进行了几十次采访，并在一个无家可归服务组织的帮助下进行了一次全国性调查。
她几乎立刻就发现：自己关于无家可归者的许多假设都是错误的。她原以为在纽黑文找到适当的住所是最大的问题。绿地上的人们确实缺乏干净的住宿场所，尤其是在严冬期间；他们还提到警察的骚扰和缺乏心理健康治疗。但与他们真正需要的相比，这些问题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告诉她，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地址。
根据定义，无家可归的人是指没有房屋的人，但地址并不是房屋。今天，地址是一种身份；它让社会确认你不仅仅是一个人，而且你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人。有多少次，我被要求出示住址证明来注册孩子上学，投票，开一个新账户？银行职员不会登门来见我的。在现代社会，简而言之，你就是你的地址。
许多人声称想要永远脱离网格，去寻找适合他们自己的“房车生活”。但是莎拉采访的那些人非常想要进入这个网络，拥有这个网络所包含的一切：房子、账单、银行账户——实际上就是现代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工作，而工作需要地址。一个男人告诉她：“我以前有工作，但是现在我没有地址。”萨拉发现，有证据表明，许多无家可归的人工作特别努力，因为他们非常感激这份工作。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那时，莎拉即将毕业，将要获得耶鲁商学院和法学院的学位，她开始收集星巴克、梅西百货、杰西潘尼和盖璞等公司的求职申请。她一次又一次地发现，每一份求职申请都要求一个地址，即使雇主很可能会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与求职者联系。有几份申请表格上说，背景考察可能会调查申请人的“生活方式”。
回到她成长的洛杉矶，莎拉采访了支付低薪的雇主。在必胜客，一名员工解释说，在那里工作“要求不多”。但是“你需要在同一个地址待几年。无家可归的人在这里找不到工作，这很可悲，因为他们想自己养活自己”。丹尼餐厅的老板告诉她，他要求潜在的雇员提供地址，是因为他想看看“他们的根基是否牢固。我不会雇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因为他又臭又脏。我同情他们的困境，但在某些情况下，是他们的选择导致了他们成为无家可归者”。一家小企业的老板告诉莎拉，他“永远不会雇用无家可归的人，因为我的工作是和小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打交道。如果他们看到我的一个员工衣衫褴褛、臭烘烘、吸毒成瘾、嗜酒如命和患有精神疾病，他们不会对我的店留下好印象。”
无家可归会将人严重污名化
雇主们公然的歧视，部分是基于“无家可归者究竟是谁”的错误看法。丹尼斯·卡尔汉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名教授，当他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他在一个收容所里住了几个星期进行研究。几个月后，当他回到那个收容所时，他发现他认识的许多人已经不在那里了，他们挣扎着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只是暂时住在收容所里。只有大约十分之一的人长期无家可归。
今天，我们知道，虽然无家可归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和物质成瘾的概率更高，但这类问题更多地是出现在人们陷入困境的时候。（更明显的是，那些流落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与住在自己的车里或朋友家的沙发上的那些无家可归者相比，患有精神疾病的概率更高。）有孩子的家庭占无家可归人口的三分之一。许多没有固定住所的人已经开始工作；在今天的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州的人能以最低工资水平买得起一套两居室的公寓。
电影《美国甜心》剧照。
但人们对无家可归者滥用毒品和违反法律的成见依然存在，无家可归会将人严重污名化。欧文·戈夫曼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他花了数年时间思考和描写那些没有社会认同感的人：残疾人、瘾君子、精神病患者，他把污名描述为“被玷污的身份”。在一项受戈夫曼作品影响而开展的无家可归者研究中，一位年轻人在接受采访时说，住在大街上最困难的事情是“习惯了人们看不起流落街头的人。当你发现几乎所有看到你的人都瞧不起你的时候，你真的很难对自己感觉良好。”在一项研究中，当给普通参与者展示无家可归者的图像时，他们的大脑活动表明，他们认为无家可归者“不如人，或者没有人性”。
戈夫曼描述了一些人如何通过努力变得“正常”来避免污名——例如，一个因面部畸形而蒙受污名的人可能会接受整形手术；对于无家可归者来说，避免污名的一个明显方法是获得某种形式的街道地址，这意味着不必向医生或未来的雇主证明自己是无家可归者。而这种积极认同的需要是必不可少的。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认为人们首先需要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住所、食物、水等——才能满足他们的心理和自我满足的需要。但这一顺序可能并不那么简单：如果无家可归的人们在摆脱贫困之前需要一个积极的身份，那会怎么样？
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德克萨斯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无家可归的人找到了许多方法来适应他们的处境——使自己远离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不像“他们”），接受他们的状况（把自己看作一个“流浪汉”“漂泊者”或“嬉皮士漂泊者”），甚至讲述关于他们生活的奇幻故事。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在准备去一个改建的仓库的水泥地板上睡觉之前，告诉一个采访者，“明天早上我要去取我的钱，然后说‘去他妈的。’明天晚上，我要乘飞机去匹兹堡，洗个热水澡，在我自己的餐馆里吃顿意大利扁面条，喝点红酒，然后怀里搂着一个女人。”后来，他说自己的钱“因为一场法律纠纷被冻结了”。另一个无家可归者吹嘘自己在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亚（没有这样的边界）的边境巡逻，还吹嘘自己与俄罗斯警卫交易伏特加。这些故事不（一定）是精神疾病的症状；它们是在最有辱人格的情况下积极挽救身份的一种方法。
《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美]马修·德斯蒙德著，胡䜣谆/郑焕升译，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这就是为什么无家可归的人没有特定“外表”的一个原因。他们并不总是看起来很脏，或者气味很难闻。许多人通过做沙发客、使用加油站的卫生间洗澡、在自助洗衣店投币洗衣服等方式来假装是有住所的人。他们在图书馆和火车站而不是在街上度过他们的日子，并且尽可能与其他无家可归的人保持距离。一项针对无家可归儿童的研究表明，他们只会从捐款箱里拿出时髦的衣服，如果不够时髦，他们甚至会拒绝穿冬衣。在研究人员记录的一次谈话中，一个名叫罗西娜的女孩告诉她的朋友雪莱和琳达，她讨厌收容所里那位离她“三张床”远的女孩。
雪莱：嘘，安静点，有人会听到的，这样人们就会知道我们无家可归。
罗西娜：我不在乎。雪莱：但是我在乎。
琳达：我也是。你应该说你不喜欢住在与你家相隔三栋房子的贾马尔——这样人们就会认为你在说你家附近的一个孩子。
你可以说你住在相隔三栋房子的地方——但你不能说出那所房子的地址。而且没有地址也很难掩饰自己。你可以使用朋友或者家庭成员的地址——尽管许多没有家的人没有这种社会支持。或者你可以使用收容所的地址——但这些也骗不了雇主。“艾拉·格拉索大道？”雇主们问纽黑文的一位求职者。“你住那儿？那不是商业区吗？”我知道他们的意思，这个求职者对萨拉解释说。“但这里是我唯一知道的可以居住的地方。然后他们表示耽误了我的时间。”
如果把邮件发送到邮局“存局候领”，邮政部门将接收并保管寄到你名下的邮件。（在许多国家，这叫作“留存邮件”，它可以追溯到邮政服务的早期。）罗纳德·克劳福德告诉一位记者，他喜欢他所收到的垃圾邮件，这些邮件是他在纽约总邮局的存局候领窗口领取的。“终于有一些东西上面写有我的名字，我得到了承认，你能理解的，所以我有点感激。”但是邮政服务并没有为无家可归者提供真正需要的东西——一种让他们看起来不是无家可归的方式。
莎拉的解决办法是：禁止使用地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禁止雇主在提供工作机会之前要求求职者提供地址。雇主通过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求职者——他们到底需要这个地址做什么？简单地把这一行从申请表格去掉就能停止歧视——也许还能给无家可归的人申请的信心。
没有地址，就不能做的事
禁止在申请表上提问地址并不是一个新的想法。1969年，多西·努恩被判处无期徒刑。12年后获释时，他成立了一个组织，帮助有犯罪前科的人维权。他推动的一项创新是建议雇主“取消勾选框”——即询问申请人是否被判有罪。能不能让雇主决定录用之后才问这个问题呢？努恩周游全国推销他的想法。当沃尔玛把这个勾选框从它的表格中拿掉时，其他的企业——塔吉特、寝浴百货、星巴克——也纷纷效仿。13个州已经禁止所有雇主使用这个勾选框。现在禁止在最初的申请阶段询问犯罪史的法律，覆盖了2亿多美国人居住的地方。莎拉对无家可归者采取这种保护方式是有道理的。如果雇主不能询问你的地址，他们就无法知道你是否无家可归。对于一个复杂且代价高昂的问题，这是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答案。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唯一比禁止地址更好的选择就是确保每个人都有一个地址。然后我找到了一个知道怎么做的人。
距离纽黑文一个大洋的地方，在伦敦哈默史密斯一个阳光明媚的露台咖啡馆里，克里斯·希尔德雷对我讲述了他的天才想法。克里斯三十四五岁，他的短发和娃娃脸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为年轻。18岁时，他在全国高等水平考试的设计课程中取得了最高分。如今，他已经是一位颇有建树的建筑师了。当我在2018年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重新设计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宏大入口，离我们坐的地方只有一英里远。
自从克里斯成为一名建筑师，伦敦就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住房危机。房价飙升（我所在的哈克尼区房价在20年里上涨了近600%），没有人建造足够的经济适用房。不过，与我住过的其他城市相比，伦敦的不同之处在于穷人和富人通常住得非常近。在我居住的社区，标价150万英镑的房子紧挨着大型的公共住房公寓大楼。格伦菲尔大厦——一个主要由工人阶层居住的市建住宅区，在2017年的火灾中，这里有72人丧生——位于伦敦最富有的大区之一肯辛顿和切尔西——2019年，这个大区的平均房价为177万英镑。
当然，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理想办法就是给每个人房子。犹他州通过给无家可归者提供免费或廉价的住房，使其无家可归的比例在十年内降低了91%。然而，在英国，无家可归者数年来一直在增加，与这段时间保守的福利削减政策有关。从2010年到2018年，英国无家可归的“露宿者”数量增长了165%。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随着住房危机的加剧，政府开始要求私人开发商在其建筑中包括一定数量的经济适用房。克里斯告诉我，开发商为他们的全价公寓建造豪华的大厅和门廊，但同时又为经济适用房建造单独的入口——他们称之为“贫穷之门”。在菲茨罗维亚，豪华公寓从以前的济贫院发展而来，有自己的入口和庭院；作为经济适用房的公寓通过一条公共小巷进入。一个开发商只允许来自全价公寓的孩子在操场上玩耍。其他开发商则通过出钱来摆脱建造经济适用房的义务。建筑师在这些决策中没有太多发言权，因此，缺少经济适用房并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更好的设计或挤出更多空间来解决的问题。开发商只想为富人建造房子。克里斯告诉我：“如果解决无家可归的唯一方法就是建造更多的建筑物，那就不会非常有效。”
其他的创新方案可以使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设计师们建议在纽约的建筑物外侧安装吊舱住房，建造3D打印公寓，以及用木材建造临时的睡眠帐篷。但一名收容所工作人员告诉克里斯：“不要建造一个更好的帐篷。”他的想法很明显，他只是不想让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更容易，或者更糟糕的是，让其他人更容易接受。像莎拉一样，他开始提问，给收容所打电话，采访官员。在和莎拉一样的过程中，他也得出了跟莎拉同样的结论：由于没有家庭住址，人们重新获得家庭的机会也就随之大幅度减少了。
电影《美国甜心》剧照。
在他的电脑上，克里斯列出了一张没有地址就不能做的事情的清单：得到一张身份证，一本护照。没有街道地址就不能领结婚证，在英国你也不能使用邮政信箱。信用机构用地址来给你的信用评分。国民健康服务局会通知患者他们的预约日期。我亲身体会到：我错过了那些我不知道的国民健康服务局的预约，仅仅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我的邮件。虽然从技术上讲，你可以在没有街道地址的情况下投票，但你将很难获得证明自己资格所需的身份证明表格。
领取失业救济金——在英国被称为“求职者津贴”——申请人必须亲自到就业中心来。就业中心也仍然通过邮件发出预约通知。克里斯告诉我，如果你在信件发出后错过了相应的预约时间，你就会受到被剥夺福利待遇的惩罚，为期四周到三年不等。
一个男人去看望临终的母亲，尽管他事先告诉了就业中心，却依然被剥夺了福利。据报道，一名男子因妻子流产错过了预约，结果也受到了惩罚。一位在工作能力评估期间心脏病发作的人被处罚。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21%接受无家可归服务的人是因为受到制裁而导致无家可归。
给无家可归者一个地址
克里斯很快意识到，即使作为一名建筑师，他也不能仅仅为无家可归者建造家园。但也许他可以给他们地址，他的第一个想法是：把信箱放在街道路牌的后面，这样无家可归的人就可以用它们来接收邮件。（“这是个可怕的主意，”他告诉《连线》杂志，“我是一个设计师，我习惯于制造东西。”）但在一次去参观皇家邮政分拣办公室的时候，看到工作人员把邮件从一个旧地址转到另一个新地址，突然灵光一闪：一个地址不需要关联到一个实际的住房。如果你在12月初写信给圣诞老人，寄到驯鹿园的圣诞老人洞穴，邮编XM45HQ，他会给你回复。显然，驯鹿园（也令人失望）是在贝尔法斯特。如果圣诞老人可以有一个假地址，为什么无家可归的人就不能呢？
皇家邮政给了克里斯一张全英国所有地址的清单。他很快拿出数字和统计数据，开始分析它。他发现，在英国的街道中，在房屋编号至少达到14号的地方，34%（伯明翰有74%！）的街道因为迷信没有编号为13的房子——他能把这些不吉利的数字送给无家可归的人吗？但英国皇家邮政的转发系统却不是这样运作的。除了圣诞老人，每个人的地址都必须是真实的。
电影《我是布莱克》剧照。
他能看出我很难理解这个想法。所以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我们以前有固定电话，我们习惯于打电话到一个地方；现在我们很少给地方打电话，我们是在给人打电话。（我曾经教我5岁的女儿已经过时的电话礼仪：“请问，某某某在吗？”现在我停止教她这个礼仪了，我意识到克里斯是对的，我无法想象女儿什么时候会这样打电话。）为什么地址会有不同？
接着，克里斯突然想到：为什么不允许无家可归者使用空房子的地址呢？一个奇怪的事实是，在英国这个房价飞涨、住房短缺的国家，超过20万套房屋空置超过6个月，至少1.1万套房屋空置超过10年。在肯辛顿和切尔西，有1600多所房子是空置的——房屋的所有者是乌克兰寡头、海外公司、外国皇室甚至迈克尔·布隆伯格。（如果你好奇的话，那是一座价值1600万英镑的七居室豪宅。）2019年，英国有超过530亿英镑的房产空置，超过21.6万套房屋空置。有时，空置房屋的原因通常是有人进入养老院或腾空进行大面积翻修。但对许多投资者来说，伦敦房屋是格鲁吉亚砖头砌制的银行账户。
当我问克里斯房主们是否介意这样做时，他看上去被逗乐了。他告诉我，人们总是问他无家可归的人“怎么进去？”但他们根本不进去——地址只是个标记。你拥有的是你的房子，而不是地址。即使你搬回去，别人使用你的通讯地址也没有关系。事实上，对有人居住的房子，也可以这样做——但他告诉我，这将是一个太激进的变化。人们可能不理解这对他们没有风险，所以会有抱怨。
克里斯在笔记本电脑上调出一个电子表格，向我展示了这个计划的工作原理。无家可归的人收到一个空房子的地址，然后进入一个在线数据库，输入一个她希望的邮件转发的地址，那可能是一个收容所，一个朋友的房屋等，然后邮局将邮件重新定向到那个空房子的位置，雇主永远不会知道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实际上并不住在她指定的地址。
萨拉和克里斯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无家可归者面临的两难困境。你是接受还是否认无家可归的事实？接受无家可归可能是一件好事。你可以得到别人的支持，获得帮助，找到收容所。但是接受无家可归也可能是危险的。认为你暂时没有家意味着你将来会有家。认为无家可归是一种长期状况，而不是一种暂时状况，会导致绝望。有人告诉我，许多符合无家可归者服务条件的人不接受这些服务，这就是一个原因；要摆脱无家可归者的身份，你常常必须想办法假装，有时甚至是对自己说，你不是无家可归者。编造一个有家的故事可能是获得家的第一步。
电影《生态箱》剧照。
在我和克里斯谈过之后，我乘地铁去参观了位于骑士桥的海德公园一号，这是伦敦最奢靡的新开发项目之一。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海德公园的事，它曾拥有伦敦卖价最贵的公寓，那是一座价值1.6亿英镑的顶层公寓。从外面看，它像一个高档的希尔顿酒店，里面有桑拿室、臭氧游泳池、高尔夫模拟器、壁球场、客房服务和个人避难密室，所有这些房间的交易价格为每平方英尺7000英镑。其中一套公寓在2019年的广告上租金为每周4万英镑。
大多数公寓被用作第二套、第三套或第四套住房，它们完全空置。记者约翰·阿利奇写道，当你在晚上走过这栋大楼时，你会发现周围一片漆黑，“不只是比周围的建筑暗一点，而是漆黑一片。只有零星的几盏灯还亮着……好像没人在家。”我盯着一个头戴圆顶礼帽（显然在英国特种部队受训过）身穿制服的警卫，他也盯着我。
克里斯现在正与伦敦的一个委员会合作，以试验他的绝妙想法。如果这个项目的规模能够扩大，那些失去家园的伦敦市民可能也会得到一个海德公园一号的地址。我喜欢它的颠覆性，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得到一个亿万富翁花大价钱买来的骑士桥的地址。为什么不把它给能用的人呢？房子可能是空的，但地址永远不需要是空的。
原作者 | [美] 戴尔德丽·马斯克
摘编 | 青青子
导语校对｜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