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成为趋势和必然，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提供了新动力。但技术嵌入并非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能够完美解决市域社会治理中的系统性、复杂性问题，也存在诸多伦理风险与现实挑战。
数据安全风险。在数据采集方面，过度强调技术治理往往伴随数据的过度收集与挖掘、过度依赖与解读、过度弥散与渗透。越来越多的政务服务事项、市域社会治理事项从“线下”搬到“线上”，市民的各类活动不可避免在网络留下痕迹，此类技术模糊了隐私与非隐私数据的界限，极易导致数据监控、隐私泄露、权力侵害等副作用。在数据使用方面，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依赖于各类智慧平台的支撑，政务服务的基础设施端、平台端、业务端、服务端都可能存在技术漏洞，进而带来数据泄露的风险，由此也为公民个人信息被不法利用提供了便利。
数字歧视风险。受年龄、教育、收入、性别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加剧数字歧视风险。技术本身具有的专业性、隐蔽性特征，使不同社会群体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理解与适应程度产生差异，进而导致数字鸿沟加剧不同群体对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公平的感知差异。尤其是对公共服务需求更为迫切的社会困难群体来说，会给他们带来“被剥离感”。
信任解构风险。社会治理的线下互动模式中，政府直接面向公众提供服务，公众直接感知政府的管理与服务，有助于公众与政府建立强信任关系，并为政府决策提供合法性根基。但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后，大量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供给由“线下”向“线上”转移，智慧服务平台成为政府与公众联系的纽带，原有的政府-公众互动模式被重塑。公众通过冰冷的屏幕与政府交互并不能带来服务体验的提升，反而导致公众对政府产生距离感和不安全感。面对公众的诉求与质疑，如果对直接关系公众切身利益的智能决策不能做出合理解释，那么市域社会治理的技术嵌入将面临难以回避的信任危机。
智能官僚主义风险。技术嵌入为市域社会治理精准预测、科学决策、有效评估提供了可能，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处理复杂数据信息上具有传统人脑不可比拟的优势。然而在实际治理过程中，容易陷入“唯技术论”的陷阱，产生“智能官僚主义”现象。如果政府仅仅为了数字化而数字化，致使智慧平台成为市域政府装点门面的手段，实际上市民办理事项既要线上操作，又要线下办理，不仅没有便民，反而会加重市民负担，降低服务效率。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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