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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千遭归大海，落叶归根乃人之常情。但有那么一种人，做了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事情，还一直为自己找借口，抛出一些所谓“曲线救国”的词。
这样的人死后，绝不可能被人民所接受，落叶即便归根，也只能静静躺在坟墓里，任千万人唾骂。
这个人就是汪精卫，民国历史上的头号大汉奸。
“曲线救国”一词，就是从他这里而来。笔者曾经写过一些真正做到“曲线救国”的爱国人士，他们或是因为生活所迫身不由己，或是表面委身于日本人实则就地潜伏寻机而动。
但汪精卫明显不是，他只想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背叛了革命，心甘情愿为日本人做牛做马，最后也没有落得好下场，孤零零地客死他乡。
汪精卫死后，尸体被运回到南京梅花山下葬。
不过他的后人早已移居他国，其小儿子汪文悌上世纪末回到南京祭拜父亲坟墓的时候，看到民众给汪精卫制作的一尊跪像时，也只能无奈地说，做错事就该受到惩罚。
那么，作为一个争议巨大的人物、一个跟秦桧一样被制作跪像的汉奸，汪精卫究竟做了什么错事？他的一生功过，究竟该如何定论？
曾因刺杀清朝摄政王入狱，留下千古名句
说来如此讽刺，汪精卫早年投身革命时，也曾经是一个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参与过武装反抗清政府的斗争。
20岁那年，他官费赴日留学，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由于汪精卫出身书香门第，饱读诗书，还中过秀才，肚子里有一定墨水。
在同盟会初期，他担任评议部的评议长，还曾在《民报》上以“精卫”的笔名发表过宣传三民主义的文章，如《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等。
批驳国内的顶级知识分子如曾经发起戊戌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的保皇谬论，与保皇派展开论战。他的文笔之出色，让孙中山先生都赞不绝口。
光耍笔杆子不过瘾，革命就得真刀真枪跟敌人干。
1910年1月，汪精卫在北京策划刺杀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未能成功，等人被清政府逮捕入狱，险些被杀。
不过很快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王朝，已经行将就木的清政府无力再管这些政治犯的死活，在袁世凯的斡旋之下，吃尽苦头的汪精卫终于得以出狱。
很多朋友应该都听说过这样一句明志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该诗名称《慷慨篇》，作者正是汪精卫，表达了他对于推翻清王朝的坚定信念，以及对革命事业的无限憧憬。
假如当时他死于狱中，身后一定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评价。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出狱后的汪精卫继续在舆论阵地上从事革命活动，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就职宣言就是汪精卫所起草的。后来的几年经过一些沉浮，他在国民党内部稳定了下来，并担任要职，是孙中山非常倚仗的左膀右臂。
孙先生的左膀是他，右臂则是蒋介石，汪精卫的一生之敌。
从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内部的至高权利开始，汪精卫就不再是当年那个热血青年，而是逐步成为了一个利欲熏心者，一个“伪革命者”。
从与蒋介石争权到“曲线救国”
孙中山先生在世之时，蒋汪之争原本还能保持本来的体面，孙先生去世后，他这两位得力助手彻底撕破了脸皮，多次跟对方公开对抗，甚至不惜成立两个国民政府。
北伐战争开始前，汪精卫是军事委员会主席、宣传部长，在舆论战场上有一些造诣，比蒋介石有更好的前景。
但是从北伐战争开始，兵权在手的蒋介石后来居上，再加上他的政治手腕，一介书生汪精卫不是他的对手，曾经大权独揽，如今面对政敌蒋介石，汪精卫有些力不从心。于是，他开始想尽一切办法与蒋介石对抗，想要夺回本属于他的权力。
1927年宁汉合流只是他顺应时代发展迫不得已而为之，为了打击老对手，汪精卫变得越来越没有底线，日本人的到来则彻底让他吓破了胆。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一开始积极主张抗日，给他赢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但好景不长，在“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国民党军队与日本人交手几乎全无胜绩，让汪精卫十分紧张。
他看着日本人肆意侵占我国领土、屠杀百姓，内心一下子动摇了。
他甚至曾经说过“中国军事和经济都十分落后，就连军队和政府的组织上也非常幼稚和不完善”这样的话。
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与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和战斗力低下有着很大关系，汪精卫难辞其咎。汪精卫只看到了日本强大，却看不到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以及保家卫国的决心。
在评估了国民党军的实力后，汪精卫做出了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决定：与日本人主动求和。而讽刺的是，他的这个决定居然跟蒋介石走到了一起——蒋介石一直想“攘外必先安内”，两位政敌难得因为外敌的入侵达成了短暂一致。
1932年5月，在我国东北地区已经沦为日寇占领区将近一年后，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即《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协议规定日本人停止进攻上海，但可以长期在浦东、苏州河南部等地驻军，而中国军队在上海不能补防。这样既保持了欧美列强在华利益，还加强了日本人对于上海的进一步控制。
谁都知道，这样丧权辱国的协议，与侵华野心越来越大的日本人达成的和平是短暂的。不过汪精卫却凭借此协定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是他首先提出并力主与日本人合作。
日本人对他的“献媚”非常高兴，打算扶持他成为日本在华利益“代理人”。
当时汪精卫在南京政府的职位和权力都比蒋介石要低个一级，他非常明白，这是他压倒蒋介石重新夺回大权的唯一机会。
为了掩盖自己争权又恐战的真实目的，汪精卫美化自己向日本人示好的行为，他说：
“如果（抗日）直接的手段不能解决，比如正面抗击日本侵略者，就只好采取间接的，效果可能会慢一些，目的是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有时候可能还要放弃一些已经到手的东西，但是斗争的大方向是不变的。”
这种行为被他概括为“曲线救国”，但从他的行为看，他似乎只记得“曲线”，而忘记了救国。
日寇越来越嚣张，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越发高涨，但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无疑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他把自己推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上。
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人没有好下场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被爱国义士孙凤鸣开枪行刺，身中三弹，虽然经过抢救勉强活了下来，但有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脊椎，弹头无法取出。医生断言，汪精卫活不过十年了。
既然时日无多，就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打响，蒋介石迫于压力不得不联共抗日，南京国民政府前往陪都重庆。此时的汪精卫居然还在与日本人讲和，表示“未关闭停战之门”。
日本人本就是来侵吞你的领土、奴役你的人民而来，为什么要停战？
“曲线救国”是假，惧怕日寇淫威是真，汪精卫已经在卖国求荣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1938年12月，汪精卫逃离重庆，正式叛变革命。一年后逃到日本，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成立了汪伪政府，驻地上海，与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在汪伪政权成立后，他又发挥了自己的“笔杆子”老本行，为自己的卖国政策做推广。
比如在《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中，他说要“发扬东亚文化，巩固东亚轴心，完成战争使命”，为日本人的侵略战争挽尊；《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里又说“消灭依赖英美列强的卑劣心理，协助大东亚共荣圈建设”；
组织训练沦陷区的青少年，向他们灌输“东亚共荣”的侵略主义思想，并在沦陷区学校进行亲日教育，还对自己进行个人崇拜的奴化教育；配合日本人开展“清乡运动”，对民间的抗日武装力量进行血腥镇压。
在这种政策宣传引导方式下，很多意志不坚定的杂牌国军居然被他洗脑，加入了伪军的阵营。不少在战斗中被日本人俘虏的国民党军，也当了伪军。
据统计，1940年时，投靠汪伪的国民党军前后多达50万人，这些人在正面战场上成为了国军与共军的敌人，实在是“亲者痛仇者快”。
“曲线救国”，完全就是直线卖国。
在全国抗战的大背景下，曾经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后来又任国府高官的汪精卫为什么会叛变投敌，甚至成立了由日本人扶持的伪政权，做出上述这些令人不齿的勾当？
有学者曾经指出过，汪精卫的出身以及性格特点决定了他的叛变。
首先，他的父亲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读书人，生活上为了维持表面的体面，过得十分清苦。这让年幼的汪精卫的性格养成偏于懦弱和自卑，在他后来的革命生涯与仕途上，优柔寡断成为了他的最大特点。
其次，“宽恕教育”对他带来的影响非常重大。
从小饱读诗书的汪精卫，接触更多的都是跟“温良恭俭让”相关的内容，还偏向于“恭”“恕”相关的内容，以至于日本人都打到眼前了，懦弱的他认为以中国的国力根本无力抵抗，还不如宽恕他们的错误，奉行“曲线救国”的原则；
最重要的一点，是自卑得到满足后的自负，这一点完全体现在了他与蒋介石争权的过程中，处处都想压着对手一筹，甚至可以为了权利而不择手段，与侵略者开展合作。
这几个原因，造成了汪精卫在当汉奸的路上的积重难返。已经明目张胆做汉奸了，不仅是民众恨之入骨，国民政府对他的憎恨情绪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孙凤鸣的刺杀只成功了一半，军统后来又多次组织对他的暗杀活动，最著名的一次是1939年3月，在越南首都河内险些成功，被他侥幸躲了过去。不过孙凤鸣1935年的刺杀让汪精卫的身体状况一落千丈，医生早就断定他活不过10年。
从1943年开始，年过六旬的汪精卫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了，日本人为了保护他，多次安排他治病未果，只能把他接回到日本。临死前他对日本人说：“我要回去中国”。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根据其遗愿，汪伪政府将其尸体归葬于南京，在孙中山先生的坟墓中山陵西南的梅花山。
我国民众对于当然十分不满。抗战胜利后，迫于南京市民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命令将汪精卫的坟墓炸毁，其棺木和尸体都被彻底焚化，骨灰被丢弃。
到了新中国建国后的1994年，南京市政府汪精卫墓地位于梅花山山顶的原址上新建了一个汪精卫跪像，跪姿朝着中山陵的方向，寓意向孙中山，以及全中国人民下跪以谢罪。
汪精卫的叛变投敌，给我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消退。
首先，在抗战正值惨烈时刻，他公然投靠日寇，严重打击了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削弱了我国的抗日武装力量。
除了前文提到的50万日伪军之外，为汪伪政权效力的特务也有20余万，汉奸更是达上百万之多，这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因素，让抗日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式愈发严峻；
其次，汪精卫还收买了一批资本家的人心。不少投靠日本人的汉奸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曾经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周佛海、陈公博，还有很多大资本家、大商人，甚至还有青红帮的流氓头目与犯罪团伙。
社会资本的风向如此，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民脂民膏、鱼肉手无寸铁的百姓。绝大多数百姓生活十分窘迫，特别是日占区，不听话就没饭吃，其苦何可胜言；
最重要的是，汪精卫的投敌，让他的言论随着传播工具，对大批思想不够坚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毒害。
很多人认为他的“曲线救国”理论非常有道理并纷纷效仿，沦为了可耻的汉奸。即便是到了今天，都还有一些愚昧无知或者收了好处的人，在为日本当年的侵略战争洗白。
他们编造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曲线救国”理论，抹杀抗日英雄的功绩，长他人志气，灭民族威风。这么荒唐的言论和思想，现如今居然还有不少人买账、被他们所蛊惑，这是非常危险的。
中华民族一向以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为荣，外族入侵时奋起反抗者被看作英雄，卖主求荣者必然遭人不耻。
汪精卫所犯下的错误，毫无疑问将自己永远钉在了民族的耻辱柱上。
自己做了背叛民族的事情，子女必然会受到牵连，结果就是远离故土旅居他乡，这是汪精卫带给儿女的深重罪孽。汪精卫与陈碧君共育有6个子女，除了一个早夭外，共2个儿子3个女儿，在汪精卫死后全部定居国外或者是香港。
不过跟汪精卫不同的是，他的五个子女都比较长寿，有着比较不错的工作，以及较为显赫的社会地位。不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他们，为人也非常低调，很难找到他们的消息。
而且十分难得的是，除了汪文婴、三女儿汪文恂也和父亲一样当过大汉奸以外，其他的三个子女都在各个地方，在各个岗位上弥补着父母的巨大错误。
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是一名教师，曾经为抗日积极进行宣传，也坚决跟父母的汉奸主张划清界限，恪守民族大义，还曾在多个场合痛斥父亲的卖国行径，可以算是大义灭亲。
她在香港任教期间培养了很多人才，还积极接受采访，还原了当年的很多历史真相；二女儿汪文彬并未随父亲叛变，但她的人生十分坎坷，离过婚、移过民，最后在异国他乡成了修女，过着独居的生活。
汪精卫的小儿子汪文悌是唯一回到故土祭拜父母的汪精卫子女。他出生于1928年，曾经就读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青年时期思想进步，热衷抗日。
但由于他父亲当了大汉奸，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逮捕因为汉奸罪被判一年零六个月，后缓刑五年。
出狱后，为了远离父亲带来的恶劣影响，年轻的汪文悌前往香港，在香港大学做学术研究，从事桥梁建筑行业，成为了一名桥梁建筑专家，后定居美国。
尽管在大陆坐过牢，但汪文悌对于祖国大陆以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任何仇视，还曾多次回到大陆进行行业交流合作。
2005年，七十多岁的汪文悌从香港回到大陆，此行对他而言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进行学术交流，还有一个就是回到南京，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参拜孙中山先生的中山陵，以及，祭拜父亲汪精卫。
认祖归宗落叶归根没有问题，这毕竟是人之常情。但面对外界的质疑，汪文悌并没有为父母求过一次情，他知道他们叛变当汉奸的行为是多么不可原谅。随行的记者跟在汪文悌身边，想要采访他关于对父亲的评价以及自己的感受。
但也许是为了避嫌，汪文悌全程无语，只是默默地走着，看着故土的风景和天气。他的心中百感交集，一直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来到父亲的坟墓前，看到周围一片杂草丛生，父亲汪精卫和母亲陈碧君的两尊跪像在荒草林里十分扎眼，不由得眼含热泪，嚎啕大哭。
跪像是对一个死去的人最大憎恨的表现，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跪像是杭州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做了大汉奸的汪精卫，也和秦桧一样得到了他的报应，他和妻子陈碧君的跪像静静呆在梅花山山顶，任由后人唾骂。
汪文悌内心忠于祖国，也孝顺父母，这种孝顺并非愚忠愚孝，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能够保持自己判别是非的能力，不被压力压垮，也不否认父母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他知道，父亲的所作所为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作为子女他十分愧疚，唯愿能够取得人民的原谅和宽恕。
但汪文悌可以，汪精卫和陈碧君夫妇不可以。汪精卫的亲日政策，给中华民族的整体抗战大局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舆论阵地战，美化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削弱敌占区民众的反日情绪。
用人民日报的话说，汪精卫的行为放到现在就是严重的分裂国家罪，其行为之恶劣、流毒之深远，从古至今无一个汉奸能出其右。
痛哭过后，77岁的汪文悌面对媒体的镜头，说了这样一句话：“做错了事情，就该受到惩罚。”这就是汪文悌对于父亲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态度。
汪文悌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汪文悌开始在祖国开展桥梁建设投资事业，在他的主导下，很多香港以及国外资本开始对改革开放后的大陆经济持乐观态度。
不仅如此，汪文悌还主导香港与大陆的大学积极合作，培养了一些人才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汪文悌对于自己父亲的名字只字不提，就算有人知道了他的身份是汪精卫的儿子而对他进行诽谤和嘲讽，他也会微微一笑，绝不反驳。
跟汪精卫相比，汪文悌尽管从出生开始头上就笼罩着“汉奸子女”的阴云，但他接受的教育、成长的环境以及对于国家民族的观念都有着更深的理解，树立了正确的三观，从而把这个糟糕透顶的身份，转变成了自己成长和发展的动力。
自己父亲当年所做的错事已经让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自己不能再做这样的错事，不能再像父亲一样万劫不复。
在汪精卫叛变投敌之后，有人把他当年在狱中所写的诗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做了一下修改，成了“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曾经的热血青年，后来变成了一个留下千古骂名的大汉奸，实在令人唏嘘。
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做了大是大非上不能被原谅的错事，有的事情绝对不能做，否则会受到巨大的惩罚。
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即便归葬故土，也只能以“汪逆精卫”的称号被做成跪像，被后人当做是中华民族的败类遗臭万年。
所以，生而为人，有些错误绝不能犯，为了子女，为了后人，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千万不要“恨未引刀成一快，终惭不负少年头”。
参考资料
[1]肖书椿.试析汪精卫沦为汉奸的个性因素[J].民国档案,1998(03),20-22.
[2]中国政协新闻网.汪精卫坟墓平毁记[N].人民网,2012-12-13.
[3]杨飞、李美玥.汪精卫也曾因抗日被逼辞职[J].文史天地,2011(09),15-16.
[4]林思云.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09),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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